从“白天鹅”到“丑小鸭”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这两句诗，恰似在一千多年前为三十年来英语专业的变化提前写下的注脚。

　　中国周刊记者  田乾峰

　　实习生  姚颖楠 北京报道

　　2010年5月，经过一轮“疯狂”投递简历之后，张萃的工作仍未确定下来，这让她情绪变得很低落，觉得选择英语专业并不如当年想象的好。

　　张萃，北京体育大学英语系2009届毕业生，体育英语专业。2010年第二次考研失利之后，张萃决定先找工作，考研从长计议。

　　2005年，张萃选择这个专业，梦想在2008年奥运会上，能做一些与体育项目有关的翻译工作，能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将来也好找个好工作，这个想法曾经令她和家人很兴奋。

　　梦想过去，现实更在眼前。毕业将近一年没有去工作，不愿再靠父母来养活自己的张萃，开始四处投简历找工作。

　　不再是“香饽饽”

　　今年5月，一个机会出现在张萃面前，她通过了一家单位的面试。工作内容是校对语法，试用期一个月2500元，转正一个月3000—3500元。不过，她从心里不喜欢。

　　同学给她建议说，反正没有工作，让她先去做着，她就去了。不喜欢的事情，终归不能长久。去了三天，张萃对自己干的事情一点都不喜欢。她选择放弃。

　　经过海量投简历之后，今年6月初，张萃终于又获得了两家公司的机会：一家是矿业投资公司；一家是与建筑有关的网站。前者的工作内容是，帮助老总翻译来自国外合作伙伴的邮件，关于投资走向、金融知识等内容。后者，是做网站英文编辑，翻译一些新颖的国外建筑图片的图说。

　　张萃又陷入纠结：两个工作都可以去，选择哪家？搞金融，张萃自己觉得不是很懂，又觉得每天只翻译文件，烦。她还不喜欢翻译邮件，翻译时，没有太大的乐趣。平时，张萃喜欢看建筑、家居设计类的杂志，对建筑感兴趣，最终，她选择了网站的工作。试用期，月薪2500元，转正后3000元。

　　毕业近一年后，张萃获得了第一份正式工作。对待遇，她还算满意，现在，她可以不用再靠父母独自生活在北京，安心住在出租屋里。上学时，她觉得只考研不工作的人挺傻的，后来她发现自己反对的都变成了现实。第二次考研成绩出来后，还没有第一次好，她决定先工作，考研往后再说。

　　张萃所在的英语系，班上21个人，2009年毕业后，大部分参加工作，还有一两个人至今没有找工作，处于待业中，准备出国继续读书。在她看来，英语系毕业，找到工作挺容易，但是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工作相当不容易。比如刚毕业，要求薪水高一些，四五千，就很难。

　　和张萃的切身体会一样，如今学英语，不再像当年那么吃香。麦可思公司，一家专业教育数据咨询研究公司，连续四年，调查了2006届至2009届毕业半年的大学生，今年6月，发布《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报告显示，近三年来，英语专业已成为失业数量最高的专业。

　　在研究中，麦可思将应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还没有获得全职或半职雇用工作的状态，全部视为失业，包括准备考研、准备出国读研、还在找工作和“待定族”等四种情况。尽管这里的失业，不同于日常理解的失业。但是却凸显了英语这个昔日曾经“高贵”的专业，盛况不再。

　　毕业后坚持考研的张萃，自然就被纳入“失业”之中。在张萃周围，近年来，像她一样做出这样选择的人，也不在少数。

　　张萃也知道，英语曾经一直是令人羡慕的“香饽饽”专业。然而，最好的时光已不再。

　　复苏

　　英语，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是“香饽饽”。

　　建国初期，中国仅有50所大学开设英语专业，到1965年英语专业点也仅有74个，外语教育当年被贴上明显的政治标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因为强调中苏关系，国内曾兴起一阵学俄语热，为划清与美国资本主义的界线，英语教育被打入“冷宫”，不被重视。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胡文仲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经历“文革”之后，英语专业教育面临着“三无”局面：一无教学大纲，二无教学计划，三无上课用的教材。之前，在“文革”中使用的教材已无法使用，新的教材尚未编写出来。

　　在这种“无米下锅”或“等米下锅”的状态下，1978年秋，国家教委在上海建国饭店召开第一次英语专业教材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解决教材问题。来自上外、广外、北外一批英语专业的教师，对英语教育提出各种办法。这是“文革”之后，胡文仲参加的第一个业务会议。

　　胡文仲回忆，会议期间，教育部还组织教师参观国外的英语教./材展，有综合英语教材，也有口语、听力教材。长期封闭之后，突然看到这些内容新颖、插图丰富、印制精良的外国教材，大家眼前一亮。然而，仔细翻阅一些课本之后，大部分教师认为，直接拿来就用不合适。最后决定，一方面组织国内的力量编写教材，一方面试用国外出版的口语、听力教材。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之后，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迎来了第一批通过高考选拔出来的英语专业学生。

　　南京人李爱民正是这群幸运儿中之一。在中学里，他学会的第一个字母是“L”——Long Live Chairman Mao (毛主席万岁)的第一个字母。1977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李爱民考入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

　　李爱民在大学就读期间，教育部对英语专业的教育方向在变化。1980年8月，教育部在烟台召开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开始在全国试行。这是“文革”之后，中国针对英语专业基础阶段教育的第一份教学大纲，对英语专业教学的恢复起了决定性作用。

　　1980年11月，另一个对英语教育影响深远的会议在青岛召开。会上，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下称“编委会”)正式成立，王佐良教授任第一届编审委员会主任，制定了1980年-1985年外语专业教材编写计划和《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工作条例》。

　　第二年，1981年7月，编委会在大连召开更大规模的英语教材会议，刚从澳大利亚进修回来的胡文仲参加了会议，会上通过一份文件《关于基础英语教材编写原则的几点意见》，建议尽快完成基础英语教材的编写和修订工作。

　　接到任务，胡文仲和另三名同事被抽调出来编写教材。当年，商务印书馆在友谊宾馆特意给他们租了一个房间，他们不分昼夜地干了起来。

　　1982年初，成绩优异的李爱民从大学毕业，他没有报考研究生，而是被留校任教。李爱民班上的23名同学，大多被分到中学担任英语老师。

　　第二年，1983年秋，胡文仲等人编写的英语教材，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开始在部分院校使用。英语教育“无米下锅”的状态得以缓解。

　　英语教育在大学中的地位，也逐步被提高。从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变化可以看到：1985年，国家教委成立“大学英语四、六级标准考试设计组”，筹备四六级考试；到1986年，全国非英语专业学生开始英语四级考试，1989年开始六级考试；到上世纪90年代，国内高校普遍规定，本科学位证书与英语四级考试直接挂钩，考不过不能拿到学位证书。

　　“升温”的背后

　　1984年，留校任教两年后，李爱民考入南京大学英语系，攻读研究生，他计划毕业后继续出国留学。当时，出国留学几乎是很多学生的最大梦想。不过，当年出国的机会基本是公派留学，自费出国很难获批，费用也很难承担。

　　1986年，硕士毕业后，校方规定，作为稀缺人才，硕士毕业必须在校服务两年以上，才有资格出国。李爱民未能如愿出国，而是回校继续执教。

　　两年后，1988年，一个出国机会终于降临。当时，一位在南师大执教的美国教授找到李爱民说，美国一所大学需要一位教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中国老师，问李爱民想不想去。一直梦想着出国的李爱民，一口答应。

　　接下来，便是要办理手续。

　　由于当时还没有“自费生”，李爱民仍需按公派程序走。当时规定，各省每年公派出国都有固定的名额。轮到李爱民，江苏省的名额已用完。确定这个消息时，远在美国的大学已开始为李爱民排课。

　　李爱民一下就急了，骑着自行车跑到江苏省外办。工作人员解释说，一般情况下，名额用完只能等明年。李爱民问，那还有没有特殊情况？对方说，除非是学校去年就有意要送你出去，但是因故取消了，那么今年还可以通融一下。

　　说完，工作人员还特意提醒说，一定得是学校去年的原始会议记录。言下之意是，凭着跟系里关系好，随便让系主任写一份证明，没用。

　　回到学校，李爱民心灰意冷地向系领导说明情况，没想到竟有意外惊喜。领导听完就说：“你还别说，去年学校还真是打算送你出去，但因为你留校时间还不够两年，所以就没送。”

　　翻出去年的原始会议记录，兴奋地来到外办，当时工作人员脸上的表情令李爱民记忆深刻——对方打死都不相信这张会议记录是真的。

　　李爱民说，当年大学毕业的23个同学，如今近一半定居在海外。研究生同学，很少留在国内。在李爱民大学毕业前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国留学在国内已形成一股潮流。

　　教育部统计，从1978年到2003年底，仅25年，中国内地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70.02万人，留学回国17.28万人。公派出国之外，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开始逐年递增。

　　学英语，开始“升温”。

　　疯狂的英语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上世纪90年代初，一部由郑晓龙和冯小刚拍摄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热播荧屏，它恰当地表达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国内涌动着一股出国潮，很多人怀揣着出国梦，急切地想到国外去看看外国的月亮是不是更圆。

　　当年，正在江苏大学担任英语老师的周成刚，心里就有着和电视剧里一样的出国梦。

　　1984年，周成刚从苏州大学毕业，成绩优异的他被留校任教。这一年，在工作听国家分配的年代，班上的20多名同学被分配到不同的岗位上，有到旅游局当导游的，因为英语师资的匮乏，大多学生被分到高中当老师，一个月能拿五六十元，各专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不大。

　　没能赶上第一波出国的周成刚，一直在大学担任讲师。改革开放后，公派留学政策逐步调整，到1990年，国家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在政策的刺激下，中国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第二轮出国热潮。

　　在学英语和出国的热潮中，民间的英语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1991年，周成刚的高中同学——在北京大学英语系执教6年的俞敏洪，发现在校外英语培训班里代课要比北大老师挣得多，他和同事在校外大张旗鼓地办起英语辅导班。俞敏洪被学校发现后，广播站公开点名批评了他三天……事后，俞敏洪带着怨气从北大辞职，做起培训班。当时，没有人看好他的这个决定。

　　两年后，俞敏洪创办了后来著名的英语培训学校——新东方。凭着实力和口碑，新东方的生源很快超过同行。结果，在中关村的一个冬天，俞敏洪拿着冰冻的浆糊和广告单张贴培训广告时，被嫉妒的同行捅了三刀。在那时，英语培训市场的竞争很混乱，那是一个为抢夺生源会动刀子的年代。学英语的人疯狂，开培训班的人，更加疯狂。

　　更加疯狂的人，还有一个创办“疯狂英语”的年轻人李阳。1990年，李阳从兰州大学工程力学系毕业，四年后，身为电台、电视台英语节目主持人的他在广州创立了克立兹(Crazy)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位年仅25岁的年轻人却有一个疯狂的想法：要让三亿中国人开口说英语。

　　怀揣着这个梦想，在上个世纪末，李阳不停歇地到数百个高校演讲，推广他的“疯狂英语”，巡讲上百场，掀起了大学生学习英语的高潮，“疯狂英语”也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单一英语专业优势渐失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英语专业毕业后，出国留学几乎成为英语专业大多数学生的梦想和追求。据教育部的统计数字，到出国留学进入第三个十年末——90年代末，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121.17万人，回国人数为31.97万人。

　　此时，培养英语复合型人才的呼声也升起。1990年代，李岚清副总理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说：“我们的方向和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培养高层次的、掌握专业和掌握外语的人才。”外语院系纷纷开设经贸、金融、新闻等专业。

　　2000年，新的英语专业教学大纲通过，培养复合型人才成为英语专业的发展方向。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在选择出国时，不再只是为去学习一门语言，而是要在国外学习一门新的专业。

　　1995年，在苏州大学执教11年英语的周成刚，看着身边不停地有人出国，按捺不住出国的念头，辞职到澳大利亚自费留学。

　　周成刚到澳大利亚后，就发现了这个事实——单凭学英语专业，很难找到工作。因为在那里人人都会说英语，英语不是一项特长，而是人与人沟通的一项基本技能，就像司机会开车一样简单。

　　不过，在国内，1990年代英语专业毕业生还是很“吃香”的。1995年，从山东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宗志国说：“我们那时大学毕业找工作非常容易，一部分人直接留在大学任教，大多数人去中学教书。”

　　1995年，宗志国考上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在高级翻译学院继续学习。当年研究生的录取比率也高，报考38人，录取14人。

　　到今天，就业环境不能与1990年代相比，早已大相径庭。像当年的周成刚一样，高校里的学生在学英语的同时，主动会去选修第二专业。

　　2000年之后，英语教育改革也悄然在进行。学位考试，不论任何学科，英语都被列为必考科目的现状，限制了一些优秀特殊人才的进一步提升，四、六级考试背后的高分低能，不能灵活运用的现实问题，网络上出现了反对实行英语普及教育的声音，认为英语在实行专业教育之外，应变为选修课。因为上学期间，不是每个人都有必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学英语。

　　在质疑声中，2005年，大学四、六级考试，改变计分形式，成绩采用满分改为710分，不再设及格线，取消考试合格证，实行成绩报告单。考试后，考试机构负责向考生发放成绩报告单，包括总分和单项分，四、六级英语成绩不再与学位证挂钩。

　　现在学习英语的本科生，毕业后想找份满意的工作并不容易。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连年来，英语专业扩招幅度较大，2004年招收10万余人，排在所有专业中的第一位。在2004年，英语毕业生人数为5万余人，而一份来自人事部人才市场的数据显示，2005年高校外语类人才总需求仅2万余人，其中本科生仅占1.5万人，这注定外语类毕业生求职之路的坎坷。

　　近三年来，英语专业的失业量不断增加，甚至高居榜首，不过，学习英语的人数丝毫并未减少，反而因为连年大学扩招，整个国家学英语的人数不断增长。今年截至到7月初，仅新东方招收的学员总数达到200万人。

　　这正如新东方的周成刚所说：“学英语的热潮在人们心中从未退去，不过，水涨船高，大家对英语专业的期望值都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