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

内容提要 本文从传播学方法论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为三个学派，分别对它们的形成背景和研究特点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三个方法论学派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充分阐释如此丰富和复杂的传播现象，需要在方法论上相互补充，因为组合的整体力量大于分散力量之和。

关键词 传播学 经验－功能学派 技术控制论学派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我们历来把传播学划分为两大派：经验主义学派和批判学派。近来读了陈卫星和胡翼青的书《传播的观念》、《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很受启发。我赞同他们将传播学划分为三个学派，虽然表述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总的看法相同。陈卫星划分为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方法论三个学派；胡翼青划分为经验主义、技术主义、批判主义三种研究范式。

这样的划分对于深刻理解传播学很有必要。过去把技术主义控制论方向的传播研究大多归到经验主义学派，也有的被归到批判学派。其实，它与这两个学派的思路很不相同。在新媒介技术急遽发展的当前，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到了应当独立看待的时候了。

斟酌用词，“批判学派”之说，难以显示出所指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概括得过于笼统；“结构主义方法论”，体现不出该学派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即追究表象背后的权力因素。“经验主义”亦没有完整地表现出这个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技术主义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三论”，特别是控制论。出于以上的考虑，我使用“经验－功能”、“技术控制论”、“结构主义符号－权力”这样的表述，从方法论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三个学派，与陈、胡的划分依据差不多，有些地方略有不同。

传播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条件

为说明学派的划分，需要讨论传播学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条件。自从人类文明以来，信息的传播并没有被当作一种专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任何学科的发轫都源于社会关注，而任何社会关注来源于重大的社会变迁。

传播得以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只能追溯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从照相术、电报、电话、电影的发明和普及，到20世纪广播、电视的发明和普及，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对世界的感知。人的关系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如何使用新传媒的问题。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情景几乎同时浮出水面，即工业国家城市人口的急遽增长。这类人口的增加，意味着读和写的传播成为必需，因为生活在城市的人比生活在乡村的人有更多和更复杂的信息需求，他们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信息，以满足工作、生活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工业化激起的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以及迅速的城市化，促使人们必须关注传播。因为一系列新的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形态、内容、方式等等，均已明显地影响到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经济形态和创新模式的发展与变化。

如果从古代学者那里找寻关于传播现象的论述，总会有一些。但是作为现代传播学的较为直接的学科思想先驱者，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即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库利（Charles Cooley，1864－1929）、帕克（Robert Park，1864－1944），以及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er,1857－1913）。还有一位优秀的记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也在20世纪初为后来的传播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

杜威是库利、帕克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只有通过有机系统内循环的信息分享，社会生活才有可能。科学最终要汇集到能够产生相互理解、允许产生合作行为的传播当中。他把大众传媒看作是社会变迁的工具。

库利的“镜中我”理论，把人通过别人认识自己视为人的社会化过程，而传播是这个过程的惟一关键要素。新的传媒修改了传统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反应，改变了个人的日常生活概念。他于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是第一本关于社会传播的专著。他和另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米德（George Mead）共同创立了关于社会信息交换的“象征互动论”。

帕克是最早研究报纸的理论家，他在20多年中通过报纸持续考察不同种族背景的社会群体在美国社会的同化、移民整合问题。他认为传播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所在，它创造着和维持着社会。他提出了传媒与舆论如何相互影响、人际网络如何与传媒连接、媒体如何促进社会变迁等后来传播学的前沿问题。

他们三人将对传播的研究，建立在社会统计和现象观察（行为科学）的基础上，把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相融合，不仅把传播视为信息传递的过程，而且看作是一种文化建构的符号象征过程。他们深信传媒技术革命对社会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他们为后来形成的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提供了较为直接的学科方法论，也为后来形成的“技术控制论学派”提供了认识前提。

语言是任何传播的基本符号体系。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打破了以前语言学从历史根据上探索意义的研究传统，把具体的语言看作是某一民族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和传统的表意规范，人的思维和信息的传播，受制于抽象的语言系统，而这个系统通过教育而内化在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当中。这种认识框架成为后来“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的认识前提。

李普曼作为经验丰富的记者，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在他1922年出版的《舆论》一书中，天才地谈到许多深刻的传播问题。他谈到人头脑中的图景与真实的世界存在差异，“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制作的图像。”因而，人们已有的头脑中的世界，影响对新接受的信息的理解。他还谈到现代传媒笼罩全球的情况下，人们除自己的五官接触之外，其实生活在传媒提供的信息世界中，这个世界与真实的世界是有差别的。他意识到宣传充分利用了这种传播现象，“在一个人创造出他认为明智而可取的虚拟环境之前，必须限制他接近真实环境。”“为了进行宣传，就必须在公众和事件之间设置某些障碍”。[1]现在传播学的许多理论、模式，似乎都能看到李普曼当年论证的影子。

说到这里，我们实际上已经谈到了传播学的三个学派：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追溯这三个学派的理论起源，往往有些模糊，因为传播现象贯穿人类的整个历史与现实，不是可以清晰地分门别类的研究对象，各种学科的学者，都对传播现象有兴趣，都有一些研究成果。往往有这种情形：什么都是，便等于什么都不是。所以，传播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合法性，经常受到质疑。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传播现象确实越来越需要给予科学的解释和把握，因为我们已经处于信息社会。

传播学提出的概念、问题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和其它人文和社会社学一样，传播学的每个学派或理论之间经常明显对立，每个学派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流派，就是学派的划分、称谓也很难统一；而且，传播学的某些话语，经常未经适当的评估就被追捧为一种理论。例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机智的比喻、尤尔根·哈贝马斯“传播（交往）行动理论”的建构，在传播学的叙述中常被等而视之，使人们难以判断哪一个更深刻地影响了传播学的研究方向。正如法国传播学者马特拉所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像传播学这样被很多人认为：这里只有广泛的想象，一切有待建设。”[2]

关于经验－功能学派

所以用这样的称谓，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是根据多数人的生活经验、感受来探索传播现象，并且根据多数人的经验以及某些先验的认识，来确定传播的社会功能。

现在的教科书上，通常谈到施拉姆（Wilber Schramm,1907-1987）说的“四大先驱”，即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1900-1976）、霍夫兰（Carl Hovland,1912-1961）、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8）、莱文（Kurt Lewin，1890－1947。德文的姓“lewin”怎么发音也不该译为“卢因”）这四个人。若从学派方法论的开创性看，前三位可以视为传统的开创者。莱文最早提出了传播的“把关人”理论（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没有说？”），他的主要工作是社会学方面的群体动力研究。

拉扎斯菲尔德1940－1948年在美国三个县进行关于传播的调查。其中在俄亥俄州伊利县（Erie）关于大选的调查报告《人民的选择》发现：人们接受信息时存在选择性注意和选择性理解；传媒的信息通常经过人群中的信息活跃分子（舆论领袖）再传递（二级传播）；传媒影响选民有三种模式，即活化（激发潜在的倾向）、强化（固定已有的意见）、转化（影响缺乏主见的人）。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诸多因素渗透到传播现象的研究中，从此形成传统。

霍夫兰在二次大战后期和战后，为美国军方的战时宣传进行了一系列心理控制实验，被研究对象达4000人。他提出了信息源条件、说服者条件、信息本身的条件、说服过程等诸多观点，把说服过程当作日常生活经验的重复来进行说服程序的设计。他谈到，人们真正恐惧的不是已经确定的事实，而是不确定和无法知晓的事实。他的研究为后来各种社会想象的心理游戏设计提供了思想基础。

拉斯韦尔1927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一次大战中宣传所使用的符号，并且一生关注着传播问题。二战中他提出，其后在1948年的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完善的传播的“五W模式”，尽管有许多缺陷，但它的意义如英国学者博伊德－巴雷特（O.Boyd-Barrett）所说：“长久以来，这一公式帮助我们限定了传播研究的基本问题。它的价值在于，它包含了对生产、内容、传递和受众的有力强调。”[3]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引导人们研究传播活动的一种便捷的思路。

在同一篇论文里，拉斯韦尔还论证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环境监测、社会协调、社会遗产传承。第二年，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Merton）和拉扎斯菲尔德在他们的论文《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提出传媒具有的三大社会功能：赋予社会地位、强化社会规范、麻醉精神。关于传播功能的研究，由以上几位学者奠定了基础，后来出现多种理论。

1949年，施拉姆将这些关于传播的观点加以整理。至此，经验－功能学派的方法和理论框架大体形成。“传播学集大成者”的头衔对于施拉姆来说，仅在整理的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他主要是一位传播学教育家，在传播和推广传播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验－功能学派的基本研究方法，可以早期对“火星人进攻地球”事件的研究为例。事后，人们希望找出导致听众把广播剧作为真实的新闻加以接受的心理条件和社会情境。于是，坎垂尔（Hadley Cantril）领导了这项研究，研究方法包括抽样调查（前后共两次，一次是CBS一周内的调查，920人；一次是一家舆论研究所6周后的调查，数千人）、个人访谈、报纸报道的分析（全国报纸3周内的1.25万篇报道）。

调查通过各种方法的相互验证，确认有大约600多万人收听了该剧，其中100多万人受到惊吓和发生连带行动。排除其他因素，受到惊吓的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非常信任广播；他们中的多数属于低收入和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他们都相信专家；他们中的多数笃信宗教，因相信世界末日的到来而认为广播剧是真的。没有受到惊吓的具有批判能力人，根据经验，或与其他信息对照从而确认广播的内容不是新闻。

通过抽样调查，从少数被调查者推论整体，其中设定一系列社会学的分类，诸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等。加之个人访问和对报纸报道的分析，从广播听众所处的社会阶层、信息接受差异，分析如何造成了他们对信息理解的差异，进而确定社会关系与受众对广播的反应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等等，这些就是经验－功能学派基本的、经久不变的研究方法。通过探讨一个变量与另几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帮助人们认识可以重复发生的传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这个学派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传媒的传播效果展开。70年代以后，一系列更精致的关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者和传播效果方面的新的理论假设和传播模式出现，除了仍然注重短期传播效应，同时也重视长期传播效应，更多地顾及道社会环境、价值取向的动机对传播的影响。形成了实验（主要是控制心理实验）、调查（主要是抽样调查）、文献分析、实地了解四大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比过去完善了，但依然是实证的。

经验－功能学派的认识前提是：确信整个世界是有序的；存在个人规律和社会规律；行为规律可以观察和测量；任何行为都有可以理解的原因；行为可以汇总统计；经过科学论证的抽样样本可以推断总体和依此预测未来。基于这样的观念，实证研究成为经验－功能学派的基本研究方式，其特点是：研究对象必须是可以感知的传播现象、对象可以被精确测量用以说明规律、规律性的现象可以重复、研究中严格保持价值中立，不先入为主。因而，这个学派得出的规律性“事实”来自被试者多数的经验或体验，或者如陈卫星所说：“事实是经验的囚徒”。[4]

实证研究对于分析具体的传播现象是很有效的，能够得出较明确的结论，也有助于处理现实的问题。这种方法是从牛顿的传统物理学那里，经过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改造而在20世纪引介到传播学的。但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物，人具有复杂的思维和情感，一旦把物理学的研究方法用于与人的思维和情感相关的事物，就把复杂的东西不可避免地简单化了。

经验－功能学派具有杜威实用主义的明显特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们认为，人类传播学知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来源于多数人经验的自明。它的研究方法是客观的，形式上价值中立，但是被调查对象不会是客观的，是有观点和有情感的。

鉴于这种研究方法的实证特点，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通常得到私人企业或政府的赞助，把学术研究和政治利益、商业利益相结合。因而，它的要旨是通过实证研究找到社会管理传播的技术，或经营传播业的技巧。它的研究成果表现为客观的话语，但是同时无形中塑造着通过传播的社会认同、制度性秩序。它实际上寻找的不是客观真理（规律），而是不同传媒的受众某种共同认同的东西，以便更充分利用这种资源，达到最大限度的政治控制或最大限度的市场开发的目的。

技术控制论学派

工业革命之初，伴随着机器的产生，人们对机器的神奇想象就开始了。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便是这种意识的哲学反映。20世纪40年代，工业国家的报纸进入成熟的大众化时代，电报、电话、广播普及，两次世界大战中电子信息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通信设备发展的基础上，借助神经生物学刚刚取得的染色体遗传信息的许多概念，“信息”转变成为一种可计算的通讯符号，一种专门的信息数理理论得以诞生。如果说芝加哥学派关于传媒形态对社会的影响还仅仅是一种假设的话，信息通讯理论则是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直接理论来源。

当媒介（机器）作为信息的载体越来越强大时，社会机器化，把人的行为按照机器活动的原理来理解或者努力让机器拟人化，像人一样思维和传递信息，人与机器对话，等等，这些畅想导致科学上的一些成果，诸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等，它们从自然科学角度论证传播现象，不仅为经验－功能学派提供了传媒功能的认识模式，也启发了一批又一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关注媒介（机器）本身如何影响社会和人的发展，构成了传播学的又一个方法论学派。

从字面上看，当然首先是信息论与传播学研究肯定相关。1949年，申农（Claude Shannon，1916－2001）在他的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中，论证当时美国正在试验的计算机原理。这篇论文被视为信息论的奠基之作。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传播，写道：“通讯的基本问题是通信的一端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消息。”[5] 通信的数学理论对于从精确科学向传播学领域的模式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了“信息”的概念：信息就是能够用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他为此提出一个机器对机器或人－机－人通信的传播模式，即著名的从信源到信宿的“五W＋噪音传播模式”。

这个传播模式给人的启发在于，传播不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而是涉及信息、信息传递、信道、编码、解码、再编码、信息冗余、噪音等等的问题，在传播的双方或多方之间，存在由信道和噪音决定的制度性调解。噪音和信道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的工具，一旦实现对其的独占，他人的沉默无声将可能变成为一种制度性规范。

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中，控制论思想起着核心作用。就在申农发表他的著名论文的前一年，他的老师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发表了《控制论或动物和机器的控制与通信》。这篇论文和他1949年发表的《人有人的用处》，奠定了控制论的理论基础。

控制论重视的是原因对结果的决定作用。维纳写道：“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传播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6]他把传播看作是社会的神经系统，一种结果的原因。从一个人到一个社会都是一种系统，系统的存在和维系，在于信息的流动。他用“反馈”的概念说明信息流动的特点，即通过不断的信息“接受－反馈－接受”调整自身，保持人或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如果一个系统与其外在环境不能或很少发生交换关系，这个系统就可能处在内部混乱、解体的境地。因而，开放的系统肯定有积极的信息交换，不断注入原来没有储备的信息。他的这个观点补充了申农传播模式所缺少的“反馈”这一环节。他采用了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udolph Clausius）研究热力学时提出的“熵”的概念。熵，表现为自然的冗余、信息的丢失、噪音、误差或失真。只有通过信息的交流，获得负熵，消除无序，才能够克服熵的破坏趋势。因而，熵是对一个系统的信息组织水平的度量标准。

控制论的另一个概念是“系统平衡”。如果一个系统由于环境变化而导致正常状态的严重偏离，那么它就需要信息的充分交流。对一个社会而言，社会反馈是社会控制的要义。倾向于稳定的社会其实正是信息交流丰富的社会。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传播者要对反馈做出积极的反应和调整，任何管理程序都包括这种不断的反映和调整。“有效的生活，是和完全充分的信息在一起生活。”[7]马特拉在描述控制论对信息的认识时写道：“信息必须能够流通。信息社会只有在信息交换无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这个定义与禁止或保密、接近信息的不平等，或把它变成商品，都是不相容的。”[8]

系统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gffy，1901－1972）提出的。正是系统论给予了控制论和信息论以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思想，把研究对象视为有动态反应的整体。找寻一种从整体上的理解，比仅仅从物理或智力现象上简单分解更重要。在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研究中，系统论思想发挥了显著的整合传播现象的作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通过分析有线电视技术对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系统理论。

随着传播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作为一种方法论学派，技术控制论的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方面显示出后继勃发的态势。从信息论出发，从40年代起出现了传播通道理论，产生这种研究兴趣的背景，是如何理解大众传媒和技术意义上的通信对时空跨越所产生的多样化现象。传播中时空关系和形式移位，通过申农的传播模式得到了象征性表现。一位学者谈到申农的这个传播模式时说：“媒体有助于改变时空关系的程度并不依从于它所携带的内容或‘信息’，而是依从于其形式和可再生产性。”[9]

循着这个思路，传播学发展起来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即传媒形态的变化发展，如何影响社会和人。这是从传播媒介技术形态的角度研究传播现象。这个思路从芝加哥学派到“三论”的阐发者，还只是作为一种认识被论及，它的第一位专题研究者是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他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帕克曾是他的老师。他在1950、1951年出版的两本著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采用经济史和文明史的角度，从纵向的历史谈到横向的现实，反复论证了一个基本观点：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0]他把传播技术视为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基础。

英尼斯之后，麦克卢汉、梅罗维茨、利文森依次成为媒介形态研究的代表人物。20世纪60年代，英尼斯的学生和同事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由于在《理解媒介》等几本著作里提出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观点而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推翻了传播内容高于内容载体的传统认识，他要把人们“从对媒介影响的麻木状态中唤醒”。[11]他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观点，以及“地球村”的概念。除了信息传播的媒介，交通工具也被他看作“媒介”。一般人将媒介看作是物理的或技术的，他认为媒介的形态比其传递的内容更重要，一种新媒介问世，不管传递了什么内容，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些变化。媒介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象征，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告诉人们存在着什么样的世界，通过改变我们使用传感系统的比例来改变我们的性格。鉴于电子传媒的普及，他认为整个地球的时空已经缩小成一个村庄，“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12]，尽管那时的传播科技还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

美国学者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85年的著作《消失的地域》，通过研究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论证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例如在电视新闻中“现场”看到刺杀总统的画面、在娱乐节目中看到“现场”采访的某一名人，从而改变了每个人的“亲身参与”对于经历社会事件的重要程度，人们下意识地受到传媒所建构的情境的影响。他写道：“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13]对于公众来说，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或向往的名人，自己处在什么地点已经不重要了。

被称为“媒介哲学家”的美国学者利文森（Paul Levinson），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软边缘》中，多少使传播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走向折中。他认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

“三论”本身基本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它们的出发点是承认非人的生物体、计算机、人类社会和思维之间存在相似性。从这样的认识前提出发研究传播，看重的是人机交流的物理功能设计和传播过程的技术特性。此后几十年，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循着这样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传播的工程技术理论。广义上，他们的研究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很大的领域，但与人文社会科学距离较远。而传播学关于媒介形态对社会影响的研究，是“三论”关于传播的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延伸。在新传播技术急遽发展的当今，这种研究显现出有力的生机。

这种研究开扩了一个重要的传播学视角。但是，如果过于极端，也会导致“电子乌托邦”和诸如“因特网带来美好世界，迎来一个健康的直接的民主时代”等等幻想。因为这些观点忽略了传播科技以外的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在赞美“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的丰富内涵时，还要想到：各种传媒形态这些技术表现是人创造的，大多数传播活动是人有意识的信息行为，人是传播的主体。在这里需要引证一位传播学者较为全面的观点：“认识到人类传播系统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有适应性的系统，我们就能看见所有形式的媒介都生活在一个动态的、互相依赖的宇宙中。当外部压力产生、新技术革命被引入以后，传播的每一种形式会受到系统内部自然发生的自组织过程的影响。”[15]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这个学派论证的前提是：人的思维和信息的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换句话说，任何传播都早已被“结构”了。于是，不论论证何种传播话题，都可以将整体的研究对象划分为相互制约的不同部分，强调某个部分的意义受制于其他部分。这样思路的研究中，又以揭示传播中符号背后的权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背景的居多。

这个松散的“学派”包括具体的学派有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派等等，以及一些很难归纳到某个的学派的著名学者。

法兰克福学派与经验－功能学派在1938－1939年有过一次合作，而后分道扬镳。当时，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应邀参加由拉扎斯菲尔德主持、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内容是美国商业广播音乐的效果。他认为赞助人明显地忽略了“谁”播出、“怎样”和“为什么”播出，并反对将文化进行量化分析。他回忆说：“当我被要求‘度量文化’时，我第一个念头是，文化精确化的条件可能就是排斥能够度量它的思想。”[16] 他在研究中批评广播音乐堕落为日常生活的装饰品，斥之为“欺骗快乐的乐观艺术”，认为艺术已经被整合到一种权力系统中。

他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一起创立了文化工业理论，全面批判被工业流程化了的大众文化，认为它们都是技术理性的产物，像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或都市复兴计划一样，经过有组织的策划和管理生产出来，而技术理性就是统治本身。他们关于文化和技术文明的分析影响了几代人。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进一步指出：大众传媒消灭了思想的丰富性和人的多样性，广播、电影、电视、广告等现代科技的产物，无孔不入地挤进公众的内心深处，消灭了从思想上颠覆和改变现状的文化。现在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Jiirgen Habermas，1929-）写了比城砖还厚的一系列著作，揭示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他把这个过程称为传媒的“再封建化”。他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描绘了关于传播的一种理想化的模式。

在美国，从申农提出通信模式以后，一些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很快形成了“旧金山市郊学派”（Palo Alto）。他们反对线性通信模式，宣称数学方法应该留给那些电信工程师，这是他们设计的，也应为他们所使用。而人类的社会传播，应该有社会科学用自己的模式来研究。因为哪怕是最小的互动情境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在一个线性模式中用两三个变量实现。传播研究必须意识到系统的复杂性、多条件性和循环性。后来，这一小学派重点发展了传播空间接近性的研究。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作为一种传播因素，认为传播内容受传播各方关系的制约。交流的地点、时间，本身带有一定的内在无声信息，其代表作是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195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无声的语言》。

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于1964年成立文化研究中心，形成英国文化学派。这个学派有多位代表人物，其中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于1973年写的《编码/解码》，分析了传媒产品制作、发行、传播/消费和再生产的每一个阶段，生产程序和形式，以及存在条件。他认为，传媒扮演着意识形态的角色，传媒产品生产的四个阶段相互联系，并受制度权力关系的制约。这个思路后来成为批判性分析电视传播的理论前提。

196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成立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形成英国政治经济学派。该学派的默多克（Graham Murdock）和戈尔丁（Peter Golding）1973年发表的《呼唤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一文，被视为该派的纲领性文字。他们还于1997年合作编撰了两卷本的《媒体政治经济学》。他们从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入手分析，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统治阶级获取了对知识、信息和社会形象传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要通过媒体来保障利益和带来这种利益的社会制度。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传播的还有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一些著名学者。他们的研究视角又可以划分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制度经济学三大类型。

在法国，从研究传播符号来审视传播成为一种传统。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认为，概念、词句在不断的复制、重组过程中贯穿着意识形态（这里指人们有意无意中共同接受的规范、传统和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促使人们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自然地思考和行动，使话语的统治权力合法化。

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以对符号的研究，体现了这种泛意识形态的观点。他以报刊上的照片为例，诸如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在向法国国旗敬礼、一位法国将军向独臂的塞内加尔人授勋、一位修女将杯子递给卧床不起的阿拉伯人、一位白人校长给一群神情专注的黑人小孩上课，等等，都明显地带有意识形态。他称被符号固定了的内涵为“神话”，而符号学就是要“去神话”，揭示符号的实质意义。

文化的宏观表现形式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符号。法国学者福柯（Michel Foucalt，1926－1984）在一系列文化符号学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与保留。通过知识的制造和传播，获得了行使权力的权利。因而权力是具有说服效力的，人类科学产生出的知识和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权力”是指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传播中体现的权力与日常生活共存。传播的话语规则体现了话语的社会结构，表明谁可以讲话，可以讲多少，可以讲什么，以及在什么场合讲。只要我们想想人们对于电视“上镜”的向往，对于影像中明星的渴望，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传播”是“权力认可的仪式”了。

荷兰符号学家梵·迪克（Teun van Dijk,1943-），对“新闻”这种传媒上最常见的信息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试图说明新闻的深层“意识形态”成份。新闻话语的多层级结构特征，决定了受众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结构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其他的解释框架，会被使用到反面的解释中。他指出：记者在以职业的新闻价值标准制作新闻时，实际上不断复制着社会的话语，无形中将与事实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价值观内涵其中了。 “我们的新闻、新闻制作和报纸已深深地被他们为有效地以一套固定程式收集每天新闻而编织的那张网所束缚住了。”[17]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反对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搬用到对人的传播现象的研究上，承认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是有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的人，把传播和传媒置于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把传媒视为有一定价值倾向的中介，因而视野广阔，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辨色彩。由于这个学派分散和个性化较强，观点带有较多的个人生活背景和书斋研究的特征。

这个学派的理论是颇为深刻和犀利的，它给人带来的启发也是多方面的，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某种弊病，也不是为了纠正传播结构，而是进而怀疑现存秩序下人们所理解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全然不相信社会由以建立起来并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其次，他们无视大众传播在技术和形态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较少对传播的新环境做出新的有力论证。第三，他们的批判本身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例如他们关于传播符号意识形态属性普遍性的结论；在如何看待传播技术上，忽略甚至是故意忽视技术的发展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

简单的三派比较分析

如果比较这三个学派，那么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着眼于“符号－认识－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关注传播制度、传媒意识形态性，以及传媒对人的异化和控制。经验－功能学派着眼于既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关注发现能够切实解决具体传播问题的方法，或能够对传播现象加以科学解释的规律。技术控制论学派，着眼于媒介机器与人的交流设计，关注不同媒介之间对社会影响的比较和新媒介对社会影响的前瞻研究。

为了简明起见，现在将胡翼青的一个表格[18]略做改动，将三个学派的特点简单表述如下：

学派 理论基础 研究核心 研究方法 研究视角 研究立场

经验－功能学派 实证主义 传播效果 经验主义 微观 保守

技术控制论学派 技术主义 传播技术与社会 文献与思辨 宏观 激进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批判哲学 传播与社会 哲学思辨 宏观 激进

传播科技发展的当今，传播学的三大方法论学派已经开始交融，出现了后实证主义、解构主义、新传播效果理论等等融合各种研究方法的研究；“软媒介决定论”出现本身，也在说明技术控制论学派在变化，不再是以前了。传播学需要跟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更新，充分体现当代社会的信息性特征。因为今天的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传播媒介包围的环境中，需要寻找一种认识框架来界定人与人之间、人与传媒之间的关系，传播关系成为社会关系，成为人们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方式，甚至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

我们在五官所及的空间，生活在较为实在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小；而在五官难以直接触及的广大领域，从看不到的地平线之外到整个地球，我们其实生活在传媒为我们设定的世界。于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传播被划分为信息发送者、中介、信息接受者三个环节。传播学主要研究的就是实在的世界和传媒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技术中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传播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其中有可能存在传播的中介被利用来操纵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所有现存的社会结构，都会致力于维护社会行动者的信息贫乏和无知，或通过媒介的异化来维护社会稳定。对此，我们应有所警觉。面对这种情形，三个方法论学派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充分阐释如此丰富和复杂的传播现象，需要在方法论上相互补充，因为组合的整体力量大于分散力量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