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
一、德国宗教改革
1、宗教改革前夕德国的社会状况（宗教改革的背景及革命任务）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德国仍是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但工业、农业和商业进步很快，有些部门达到甚至超过当时西欧先进国家的水平。
①商业。当时汉萨同盟虽已日益衰落，但由意大利到北欧的商道仍要通过德国，这样在商道附近，在波罗的海南岸和多瑙河、莱茵河沿岸形成了许多城市，其中大中城市20多个，多是有名的贸易中心，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当天往返于附近的城镇，因此德国的商业仍然相当繁荣。
②工业。德国的农奴制度十三、十四世纪开始全部消失，农民事实上成了自由的人，但同时农民中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大批无地、少地的破产农民为社会所迫，成为雇佣工人，于是一些大银行家乘机雇佣工人和购买设备，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生产。德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在工业中，采矿、冶金、纺织、印刷部门发展最快，出现了分散型甚至少数集中型的手工工场，其中银矿开采和冶炼技术的进步尤其突出，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他们采用畜力牵引水泵抽出井下的积水，可开采200米或更深的矿藏，发明从银和铜铅共生的矿石中提炼银的新技术，这些技术突破使白银产量大增，成为欧洲白银生产大国，直到十六世纪六十年代美洲白银大量涌入欧洲后这种局面才逐渐改观。
③农业。德国的农业发展也很快，耕地面积增加了，广泛种植酒花、葡萄、亚麻、大青（一种蓝色染料，也可入药）等经济作物，形成了一些专业区，如酒花主要产在北方，亚麻产在奥格斯堡、科伦一带，大青主要在爱尔福特附近。当时不论粮食生产、种植经济作物，还是经营畜牧业，都广泛实行分成制，农民得把收获物的1/3到1/2交给封建主。这种制度是由封建地租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过渡形式，它的出现，为德国农村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以上就是十五、十六世纪德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但德国经济发展的弱点是极不平衡，大城市多在边境地区，主要经营对外贸易，和外国的联系比本国密切，全国没有一个城市像伦敦、巴黎那样发展成为国内的工商业中心。英法两国的经济发展都促成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德国恰恰相反，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却形成许多利益各不相同的地方集团，这些地方集团毫不关心国家的统一，因此德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一直存在，虽然德国从十世纪起称为神圣罗马帝国，但从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中央政权，全国分裂为七大选侯、十几个大诸侯、二百多个小诸侯和上千个独立的骑士领地，诸侯对皇帝实行分权，在领地内则实行集权。帝国城市和骑士往往各自结成联盟，他们时而相互对抗，时而和诸侯或皇帝对抗，皇权很弱小，其地位和诸侯相差无几，始终不能实行中央集权，国内关卡林立，没有统一的币制和关税。这种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皇帝、诸侯、骑士、城市间的冲突和战争，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德国十六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结束诸侯的分裂割据局面，统一国家，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
2、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领导者、参与者）
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德国社会各阶级之间显现出了尖锐、复杂的矛盾。
在统治阶级中，最有实力的是诸侯，他们在自己领地内享有收税、铸币、司法特权，并且拥有常备军，可以自行宣战媾和，他们对上要求分权，对下则实行集权，迫使城市和骑士服从其统治，实际上享有独立王国君主的权力，他们是德国分裂割据的罪魁祸首，也是革命的对象。低级贵族即骑士，大部分靠为诸侯服务维持生活，但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步兵作用的增大，火药武器的改善，使得骑士变成了多余的阶层，他们既有不满诸侯专权、要求驱逐教会势力、结束诸侯割据统一国家的良好愿望，也有要求统一后德国实行贵族民主制、提高骑士地位并保存农奴制的落后、反动主张，可是由于他们经常洗劫城市，抢劫来往商旅，不断与城市发生纠纷，因此，他们的主张得不到农民和市民的支持。
僧侣分成了两个极不相同的集团，僧侣上层组成贵族集团，包括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等，他们是大地主，其中许多人也是诸侯，他们不仅用世俗诸侯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手段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且利用宗教迷信压榨人民（如驱逐出教、贩卖赎罪券等），除剥削一般租赋外，还抽取什一税，因而这个集团也是德国社会各阶层和阶级强烈痛恨的对象。僧侣下层组成平民集团，包括城乡传教士，他们收入微薄，生活困苦，与下层人民接触最多，得到了人民的同情，其中许多人往往参加了反封建斗争，有的成为农民运动中的宣传家和领袖。
城市的阶级关系也有很大变化，城市贵族是城市的特权阶级，他们把持城市政权，控制城市的经济命脉，用各种方法剥削城市劳动人民和属于城市的农民，他们政治上站在诸侯一边。市民阶级人数较多，有富裕的手工业者、商人和新兴的手工工场主，并且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但德国的市民阶级还不成熟，多数只关心地方利益，激烈反对高级僧侣，要求废止其审判权和免税权，少数激进分子则要求建立“廉俭教会”，实行国家的中央集权。城市平民的成分比较复杂，有破产的行会师傅、帮工、奴仆和无业流浪者，他们是没有财产、没有任何权利、不属于任何公认等级的下层居民，因而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农民战争爆发后他们积极支持或参加农民战争。
农民是人数最多和受苦最深的阶级，本来十三、十四世纪德国农奴制已消失，农民事实上成为自由的人，但后来随着德国南部莱茵河畔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这里的封建主羡慕城市贵族的豪华生活，迫切需要金钱，而钱只有农民能供给，于是开始对农民进行新的压迫，除向他们勒索货币地租和苛捐杂税外，还竭力增加地租和徭役，力图把自由农再度变成依附农，将依附农民变成农奴，把公有的马尔克土地变成自己的土地。
在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中，教会封建主首先是大家痛恨的对象，德国由于政治分裂，罗马教会势力特别大，它每年从德国搜刮和劫走大量财富，人称德国是“教皇的乳牛”，是罗马最忠顺的奴隶，因此，在德国，反对罗马教会的斗争往往就和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密切相关，它激发了民族意识，使革命较早成熟，从而爆发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即路德的宗教改革和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

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十六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首先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现，宗教改革的最先发难者是马丁?路德。1517年10月，教皇立奥十世派特使去德国出售赎罪券，欺骗人们说“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一敲响钱柜，罪人的灵魂立刻就可以从炼狱跳上天堂”，这种敲诈勒索的伎俩，使本来已经痛恨罗马教廷的德国人民终于怒吼了起来。
1517年10月30日，路德写了《九十五条论纲》，第二天中午贴在维登堡教堂门口，要求公开辩论赎罪券问题，他说：当钱投入钱柜的叮当作响时候，增加的只是贪婪爱财的欲望，而不是灵魂升天；他认为出卖赎罪券是“欺骗”和“捏造”，是犯了错误，是宣传与“基督教不符”的道理。这种论点对教皇和天主教会是一个沉重打击，无疑是一次思想解放，从此有了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而这也立即在德国引起了燎原大火，农民、平民把它看成起义的信号，市民、骑士甚至部分诸侯也卷入了反教会的浪潮，顿时，路德成了各种反对派团结的中心，《九十五条论纲》也成了各派的共同纲领，两个星期便传遍了整个德国。
1519年6月，教皇的代表同路德在莱比锡举行了辩论会，路德说，教会的权力不是神授的，教皇不是上帝的代表，教会的基础是耶稣而不是教皇奠定的，信徒不服从教皇也可得救，康士坦茨宗教会议宣布胡斯为异端是错误的，因为胡斯的许多主张是基督教的真理。路德公开为胡斯翻案、否认教皇和宗教会议无上权威的行动，标志着他已经和罗马教皇正式分裂，同时也使他声望大振，教皇在德国的特使在一份报告中说：德国的形势十分严重，十分之九的德国人高喊“路德”，剩下十分之一的少数则高喊“罗马教廷该死！”。
1520年，路德先后发表了三篇重要文章《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基督徒自由》、《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后两篇文章是路德的宗教纲领，前一篇则是政治纲领，也是德意志的独立宣言，书中号召德意志贵族联合起来，反对教皇，解放德国，要求停止向罗马缴纳教会税，结束罗马任命德国主教的权力，除加冕礼外教皇没有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权力，取消皇帝吻教皇脚和为他扶缰引马的规定，减少节日等，但路德的要求仅停留在独立上，对消灭诸侯割据实现统一却只字不提。
1520年9月，教皇发布了开除路德教籍的“破门令”，路德也针锋相对，于12月10日在维登堡当众焚烧了教皇的命令。1521年4月，教皇又勾结皇帝查理五世在沃姆斯召开帝国会议，要路德前去认错。但路德在会上宣称：“除了以圣经为根据证明我是错误的外，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后退，因为我们决不违反我们的良心。”5月8日，查理五世颁布沃姆斯敕令，规定5月14日以后捉拿路德，路德于是改名换姓，躲进了萨克森选侯的瓦德堡，此后，他一直从事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的工作，民族语言的统一为以后各地联系的加强提供了纽带。
沃姆斯会议后，由于路德投入了诸侯怀抱，革命运动因此发生分裂，1522年9月，骑士阶层单独采取行动，举行了暴动，但由于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没有得到其他阶层的支持，因而很快就彻底失败。随着革命的深入，路德也暴露出他的真面目，他一再撰文攻击闵采尔和起义群众。他的背叛，把市民阶级的运动出卖给了诸侯，而德国的农民和平民，却在闵采尔的领导下把革命运动推向了高潮。
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活动的评价：
第一，路德一生的活动确有一些是值得肯定的，如他酝酿了宗教改革思想，推动了宗教改革的发展等，但也有不少应该揭露和批判，如他维护诸侯的利益，背叛人民等，因此对这样的人物，不应给以过高评价。
第二，他不是“封建主义社会崩溃和资产阶级革命兴起这场变革的开拓者”，只不过是宗教改革的引发者，因为他从未想到对现存社会作根本的、制度上的改革。
第三，他并没有要求运用国家暴力去推翻这个罪恶的社会，相反，而是要维护这个罪恶的社会，他虽然宣扬过暴力，但他是要诸侯和国王掌握暴力，而对农民和平民进行的武装斗争却竭力反对。
第四，对于他后期翻译圣经和改革宗教的活动也不能不加分析地肯定和赞扬。
3、托马斯?闵采尔的宗教改革
闵采尔曾是路德的积极支持者和合作者，但当1520年路德抛出三篇调子越来越低的纲领性著作后，他开始对路德进行批判，并提出自己的革命主张。1523年初到1524年夏，闵采尔在图林根的阿尔斯特德镇任牧师，在这期间，他逐渐形成了自己革命的宗教和政治理论。
在宗教理论上，他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主要论点进行了反攻，他认为天主教宣传“赎罪说”，是给“破房子刷白粉”，破房子应拆掉重建，不能刷白粉；路德不敢把信仰解释成理性，他却认为信仰就是理性，甚至基督教讲得玄而又玄的圣灵也是理性；他说天堂不在来世，就在此生，信徒的使命就是在现世建立天堂；上帝的意志就是不为自己而为社会谋利益，那些为私利而损害社会的富人和剥削者才是不敬上帝的人。他的理论，实质上是在基督教的外形之下传播着一种泛神论思想（恩格斯的评价）。
闵采尔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恩格斯的评价），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不是指科学共产主义，而是指闵采尔隐隐约约想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社会，他的共产主义和农民的平均主义有所不同，其独到之处在于明确地认识到财产公有是改造社会的基础，他认为实现公有制的基本前提是劳动人民掌握政权，消灭诸侯割据，他说：德国不应再有诸侯贵族，因为贵族的巢穴是“强盗窝”。总之，闵采尔的思想是十六世纪最进步的思想，他的理论和实践是一次用“平民方式”消灭封建制度、统一德国的伟大尝试。

二、德国的农民战争
1、农民战争概况
1524—1525年，德国爆发了历史上空前的农民战争，这次战争席卷了大部分地区，涉及全国三分之二的农民。这次农民战争有三个中心地区：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和图林根。
1524年夏，士瓦本南部的农民首先举起了义旗，他们宣布要消灭除皇帝外的一切统治者，并以《书简》的形式提出纲领：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用和平的手段或暴力解救自己脱离苦难，其基本思想是打倒现存统治阶级，由普通人掌握政权。然而革命领导权被温和妥协派掌握后，他们和士瓦本司令官特鲁赫泽斯达成停战协议，并在门明根拟定了和敌人谈判的“十二条款”。它主要反映富裕农民利益，只要求废除农奴制和什一税，限制地租、徭役等，没有提出没收地主土地问题。调子也比“书简”温和得多。特鲁赫泽斯乘机于利用起义军内部的矛盾于1525年3月底反打，击溃了士瓦本地区的农军。
1525年3月末，法兰克尼亚爆发了新的农民起义，规模最大，斗争也最激烈，这一地区有许多中、小城市，市民力量较强大，他们参加起义后，逐渐把起义纳入了自己的政治轨道。1525年5月，他们在海尔布琅农军会议上提出了“海尔布琅纲领”（帝国改革纲领）要求在德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改革教阶制度，取消诸侯的一切“同盟”，纲领还明确规定要统一度量衡、统一币制，取消一些苛捐杂税，保护商路安全，允许农民赎卖封建义务等。这个纲领反映了不同阶级的要求，并正确提出了统一德国的主张，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纲领很难立刻实现。正当起义者为此纲领辩论时，镇压了士瓦本起义后的特鲁赫泽斯率军赶来，市民立即为敌人打开了城门，法兰克尼亚的农民起义很快被镇压。
图林根和萨克森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策源地，群众都站在闵采尔一边。1525年3月，缪尔豪森的平民、矿工推翻贵族政权，成立自己的“永久会议”。建立了革命政权，闵采尔成为负责人。不久，整个萨克森、图林根地区都爆发了农民起义。从而把德国农民战争推向顶点，但由于起义者缺乏武器和训练，闵采尔本人缺乏军事经验，因此很难抵抗诸侯军队。起义队伍也很快被敌人消灭。
2、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
德国农民战争留下的历史经验是：德国的农民虽然经过浴血奋战，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单靠自己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农民只有和其它等级结成联盟才有胜利的机会，也就是说农民只有在一个先进阶级领导下才能完成革命的历史任务。然而我们知道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十六世纪的德国，阶级关系十分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它们之间的利害不是相互冲突就是极其悬殊，整个民族分成两大对立营垒的情形还没有出现，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把一切革命等级团结在自己周围，汇成了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当时像平民还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不但不能领导农民，而且其行动往往视农民为转移。骑士是农民的剥削者，根本不可能和农民结成同盟，和市民结盟只是短时间内在局部地区出现，影响不了大局。当时德国的历史发展，要求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软弱、动摇的资产阶级在革命发展到高潮时却由于害怕人民而叛变了革命，因此，恩格斯说：德国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
3、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
德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但仍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德国的天主教会势力，他们的寺院和教堂被焚毁，金银财宝被没收。在新教各邦，教产都落入诸侯或城市贵族手中，天主教会再也没有可能恢复以前的状况了。此外农民战争还打击了封建贵族，特别是骑士，他们在战争中到处被打败，城堡大半被毁，日趋没落，只能更深地依赖诸侯。此外，农民战争留下的经验教训（工农联盟思想）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恩格斯通过对农民战争的研究，得出了著名的“工农联盟”思想，即农民阶级只有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4、对德国农民战争的评价
一种意见认为，要对德国农民战争作出全面评价，应全面分析农民战争中产生的纲领性文件，通盘考察它的整个过程，才能确定这次战争的性质。“书简”最先进，但有较多的空想成分，“十二条款”虽然温和，但也反映了农民要求社会改革的愿望，“海尔布琅纲领”预测到未来历史的发展方向，值得重视。这三个纲领都具有革命意义，在当时的德国，农民要求建立以皇帝为首的统一国家是进步的，不能用皇权主义加以否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要确定农民战争是否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必须把它放在宗教改革的范围内看，不能单纯说它是“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农民战争并不总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农民纲领的实现，也只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5、农民战争后的德国
三个中心地区的农民起义失败后，德国农民战争基本结束，有十万以上的农民被杀戮，南部地区的农民重新陷入领主统治，农奴制也死灰复燃，北部和易北河以东的自由农民都降到了农奴的地位，负担无限制的徭役、赋税，生存条件更为艰苦。
农民战争后的德国状况：市民虽然背叛了起义，但并没有得到好下场，城市贵族的统治被恢复，城市特权也被剥夺，市民阶级不得不向诸侯支付巨额赔款，更严重的是农奴制的普遍恢复和其它不利因素的影响，使得德国工商业衰落，资本主义发展严重受阻。
诸侯是唯一从农民战争失败中捞到好处的集团，他们夺取了天主教会的财产，加强对城市和农民的压榨，势力衰弱的贵族不得不听从诸侯的摆布。路德的宗教改革，也彻底蜕化为诸侯的工具，1530年，路德亲自审定由亲信向奥格斯堡帝国会议提出路德教的系统理论（奥格斯堡告白），告白认为基督教各派都是基督的战士，应当相互宽容，教徒必须服从当时的国家政权和法律，遵守各项社会制度。告白是路德教的信仰纲领，它标志着路德教已变成了庸俗市民的官方宗教。在路德教会里，诸侯代替教皇成为教会的首脑，因此诸侯的政治、经济、宗教权力，在战后都大大加强了。
皇帝查理五世不满诸侯的强大，1529年，他召开帝国会议，重申1521年沃姆斯会议反对异端的禁令，于是路德派诸侯于1531年结成同盟反对皇帝，查理五世当时忙于对法战争，1546年才带兵回国打败诸侯同盟。皇帝的胜利又引起诸侯的广泛不满，新教诸侯和一些天主教诸侯在法王的支持下组成同盟并打败皇帝。经谈判，1555年缔结奥格斯堡和约，规定“教随国定”，即诸侯有权决定臣民的信仰，这使路德教取得了合法地位。同年，查理五世宣布退位，帝国瓦解，德国出现两大诸侯集团，北部、东北部属路德教集团，南部、西南部属天主教集团，德国的分裂割据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