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一个制药厂。”母亲满脸堆笑地回答。
“啊，怎么分配那么远啊？”又是一个计划经济模式的问题。
“现在哪还有什么国家分配啊，工作都是自己找的。”母亲不紧不慢地做了符合市场经济模式的回答。
“哦，我听说大学生是可以考研究生的呢，你们家浩子有没有考啊？”
这种尴尬的问题！我坐在一边，感觉犹如芒刺在背，浑身上下都不舒服起来。但是我又不能走开，那样很不礼貌。还是硬着头皮听下去吧。
“唉，他上学上够了，想工作了呗，能怎么办。”母亲的口气一转。
我再也忍不住了，借口上茅厕就跑开了。我在厕所里用头使劲撞击着墙壁，希望自己能够忘掉这几年中所发生的一切。这可能吗？
短短的40天过的很快，就要去那个远隔千里的单位报到了。母亲执意要送我过去，我虽然强烈反对，指出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等等，但是终究答应了她的要求。于是，8月12日，我和母亲一起，踏上了南下的路途。
到了这家号称全国资产价值排名前十的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城市，才发现它其实比我所来自的县城并大不了多少。由于在海边的缘故，空气中弥漫着咸的味道，让我这个内陆地区来的人好不适应。街道不大但是很繁华，到处是店铺和大减价的告示，洋溢着一片商品经济的气息。
由于宿舍紧张的缘故，公司把我们这届的大学生临时安排到港口旁边的一个招待所住下。母亲回去了，晚上无事的时候就看看电视，翻翻书。白天在厂里，看到那些高耸的发酵设备和散发着怪异气味的管道，虽然有一点新鲜和好奇，但是总觉得那不是属于自己的，仿佛是另外一个国度的东西。
颇有意思的是，公司的第一个培训项目竟然是为期两周的军训。这里是当年戚继光抗击倭寇的地方，距离台海前线比较近，部队营地非常多。我们厂和驻军某部炮兵二连是邻居，经常在工作的时候听到沉闷的迫击炮声。一群文弱的大学生们就在那里练了半个月。这是当地所有单位的传统。
第一个月是在车间实习，三班倒。车间里的操作工大多是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中青年女性，她们对我这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感到很好奇，经常主动找我说话。我渐渐了解了这里的一些情况：这家企业是从90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主要是生产西药原料，目前效益还算比较好。至于什么前途和理想之类的，她们大多都不愿意去想，认为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上安静的生活，就很满意了。同时，单位还有一部分职工就是当地的农民，因为占用了他们的土地建造厂房，根据政策规定，必须把他们招进企业，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名额是每亩耕地2人。这些工人们虽然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收入却丝毫不比技术人员低。大学生们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往往都很不满，我却觉得无所谓，因为国有企业里这种事情简直司空见惯。唯一让人不舒服的是，他们在食堂里排队打饭的时候经常粗鲁地挤到队伍的前面，以至于当我终于老老实实的等到窗口前时，面对的只是一大堆空的菜盆和一些残羹冷炙。
实习期结束后，分到了车间的菌种实验室。因为岗位的重要性和对技术的较高要求，单位对这一届的大专学生进行了集中讲课和实验技能培训，并且最后还要考核。由于在本科期间养成的对考试的恐惧心理，而且专业也不如别的毕业生对口，所以我如临大敌地仔细准备了好几天。结果就不用说了，开卷考试，无人监考，题目极端简单。“原来考试也可以是这个样子的？！”我带头交卷的时候困惑地想。
晚上回到宿舍后的时间如何打发，确实是一个问题。和我同房间的是一个浙大的和一个南京化工大学的毕业生，都是学化工专业，工作地点距我所在的车间很远，只有回宿舍以后才能见到他们。他们往往会看电视到深夜，而我觉得屏幕上的那些穿着清朝服装打架斗殴或者谈情说爱的男女们实在是很无聊。于是我就开始和大学的同学通信。有一个和我最谈的来的同学，我每次给他写信都会有厚厚的六七页，直到11月底他要专心复习考研而不再继续联系。
然后我就认识了小张。他是和我同一所大学毕业的，但是是硕士生，所以住宿条件就要好一些。进入他的房间，首先见到的就是一台崭新的电脑和大量的盗版光盘。“原来也是个电脑爱好者。”我心中窃喜。从那以后，我在晚上和双休日就经常跑到他那里去蹭机器。他虽然一定不太高兴，但是也没说什么。
秋天很快过去了，海滨小城刮起了凛冽的北风。工作一如既往的平淡，心中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母亲在送我来的路上曾经说：“到了那边，可能就会永远在那里了。”
　　难道这句话正在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