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才肯定了传播发挥的某些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传播是怎样发挥这些作用的呢？也就是说，人类传播是怎样进行的呢？

我们先举几例子来说明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传播，然后试图对所发生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名司机在研究一份公路路线图。

一名警卫的喊声从黑夜里传来。

一个交通指挥灯由红色变成绿色。

显象管闪闪发光。我们看到三个新闻记者正向美国总统提出一些有礼貌的问题。美国总统隔着他们的肩头向我们发表讲话。

这位姑娘十三岁，金黄色头发，碧蓝色睛眼，圆尖脸。男孩长得又高又瘦，象一般在十三岁那个年纪的男孩一样，四肢显得特别长。他向姑娘走过去，脸胀得通红。他说，"琳达，你愿意...."，说到这里他难为情地停下来。姑娘朝他微微一笑，她说，"我愿意。"

一个男子买了一份日报，登上一列郊区火车，找了个座位，然后坐下来阅读黑字标题下的消息。

这些全都是传播事件，是源源不断的传播流经社会的表现。对于所有这些来说，共同之处是信息，是一种传播关系，而处理信息和只有在传播关系中才发生的特种行为，我们称之为传播行

为。

第一节 信息的性质

信息是传播的材料。它就是使传播有别于游泳或拍球（尽管关于一个人的水的环境的信息和关于一个人想要把球拍到的位置的信息，是这些行为中每一个行为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刚才讲的所有这些事件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以某种方式传送，分享或处理信息。

我们所说的信息究竟指什么呢？显然，我们不只是在谈论"事实"或"真相"（如果有什么人在一种特定情况下确信这种真相的话）。我们所指的井不仅仅是新闻或指导或我们在百科全书中找到的那种资料。我们使用这个词时所指的意思，与香农和韦纳在他们撰写有关信息理论和控制论的文章时使用这个同所指的含义没有多大的不同，他们的意思是：凡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减少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都叫做信息。这个观点已经影响了那些对物理学和工程学所知甚少并且从未看过信息论公式的学者的思想。

有一种问"二十个问题"的信息游戏。当有人问"是动物、植物还是矿物？"，答案就把关于这个特定问题的不确定性减少到零，有助于消除关于这一游戏要发现的东西的全部不确定性。如果那个人得到的回答是"动物"，接着问下去，"是不是人？"，如果回答是"人"的话，那他又接着问道"是一个特定的人还是一种人？"，如果回答是"一个特定的人"，他又问道"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如果回答是"一个人"，他就又要问"是男人还是女入？"，如果回答是"男人"，就又要往下问"是活人还是死人？"等等。提问者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消除了这一系列的不确定性。

在香农的数理信息理论中有一些公式，按照这些公式来计算一个特定的体系中的平均信息量和消除这一体系中的不确定性所需要的信息。在自然科学中，平均信息量指的是"混杂性"，复杂性，也就是与简单或有条不紊相反的概念。当社会科学工作者碰到"平均信息量"这个词时，他们感到激动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词是长期以来自然科学工作者用来描绘世界的伟大的普遍概念之一。埃丁顿说，如果有可能拍一部关于发展中的宇宙的电影，科学家唯一能够讲清楚这部电影是回顾还是展望的办法，就是看一看平均信息量是增加还是减少了。进化论的伟大原则之一就是平均信息量永远在增加一这就是说，出现了更多的新类型。各不相关的类型以不同的组合混在一起。宇宙变得越来越复杂。而由于信息是减少平均信息量的工具，所以今天将需要比二十亿年前更多的信息来描述地球这个星际飞机和它的动植物区系。

正是把这样一些概念运用到人类传播中去的可能性，使得四十年代末期香农和韦纳合著的《数理传播论》和韦纳的《控制论》的发表，成为对传播学学者是如此兴奋的事件。尽管人们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直接运用数学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人类信息领域不象数学和电学领域那么简单，也没那么有限定性，这些公式是为它们想出来的。但是，这些新的电学和数学方法的影响，开放了研究人类传播的一系列重要的新认识。这些最新认识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题目：信息的性质。

人们从大多数传播所谋求的信息（如果他们是谋求信息而不是斯蒂芬森所描绘的游戏是那种将有助于他们构造或组织他们的环境某些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方面与某种他们必须采取行动的局面是有关的。因而，信息将使他们较容易作出决定。比如在确定A点在什么地方时，信息将帮助他们知道A点在B点的东南。如果他们能够查明，A点在B点东南二十五英里的话，那就对他们更有帮助了。如果他们了解到A点在某些山脉附近的话，这一信息就进一步起作用了。而如果他们能发现A点是在三十七号公路上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如果他们打算乘汽车去的话，这一信息是非常有用的。所有这些信息都减少了这种局面中的不确定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信息有助于他们作出决定，但是信息并不能替他们作出决定。如果需要他们作出某种选择的话，他们还必须决定是通过C点还是通过D点去A点。他们必须决定，是取道最近的路，还是取道风景最优美的路。他们还必须决定此行是否值得，如果值得的话，什么时候出发。这些决定是通过他们的内部的信息处理，通过他们已贮存起来的其他信息（例如，他们的时间安排、他们的汽车的状况等等）和他们从以前的经验中得出来的价值观念作出来的。

以那个在黑夜发出喊声的警卫为例。他一定是听到了脚步声或看到了什么东西在移动。因此，突然间，他心中的环境和局面的构象发生了变化。的确，大多数传播是由于我们心中关于我们所处环境的印象或我们自己的需要发生了变化而引起的。因此，警卫采用了他学过的适用于这种新局面的不论什么传播行为。如果他在玩"二十个问题"的游戏的话，他也许就会说，"动物、植物还是矿物"，但是，他正在值勤，所以他喊出，"站住！谁在那儿走？"他用他的话传播了这样的信息，即这是一个有人警卫的地方，如果有人要闯进来的话，他就必须作出回答或冒风险。如果闯入者象惊险小说里所写的一样回答"朋友"的话，警卫就获悉了一定程度的信息。但是，他还要进一步减少不确定性。也许他说，"过来说明你的身份。"如果随后他知道来者是A连的军士布朗，军号CZ14689732，他就得到了许多他所需要的信息了。如果来者走到了亮处，那么警卫就能认出他是一位海军陆战队军士，身高六英尺左右，长着棕色头发和棕色眼睛，身穿军绿色军服，不确定性就进一步减少了。

那个感到难为情的男孩子得到了他期望得到的信息。假如那个姑娘说，"我现在很忙--明天再说吧。"这样的话，他所得到的信息比那个姑娘说是或否的回答所得到的信息少，但是比他发问之前得到的信息多。如果那个姑娘说，"我现在很忙，但是一个小时以后再来，"那就减少了他的不确定性，他可以完全肯定，她并非只是把他打发走。

让我们考虑一下一种不同的信息。一个在平原上长大的十一岁的男孩第一次被带到山区去。他过去看过山的图片、读过关于山的书、听到过关于山的情况，但是当他乘车朝山里去时，他越

来越兴奋，因为他将亲自看到山了。当他最后来到了一个他能够隔湖眺望到一座雪山的地方时，他目不转睛地凝视，最后说道，"我原来以为山是很高的，但我不知道山是这样美丽！"由此，他得到的这一信息改变了他头脑中原有的山的印象。

我们现在谈的是最能显示人类特点的技能--处理信息和与其他人分享信息的能力。几乎所有动物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处理信息，但是我们的信息处理技能已发展得比任何其他动物部高得多。我们已经学会了使信息抽象化成语言，把语言写下来，贮存起来，使之繁殖增多，以至我们不在时可用于请别人捎信，以及别人不在时我们也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信息。我们已学会了处理有时并不是由其他任问人发出的信息--例如，山脉的性质--和以此作为与其他人进行传播的基础和帮助控制我们的行为。换句话说，人首先是一种能处理信息的动物。

这种内部处理过程是在黑匣子里进行的，因此我们只能猜测这一过程。但是，这种关系和行为是公开的。

第二节 传播关系

发生传播的关系看来是简单的；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由于一些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信息符号聚集在一起。

对于这种关系我们该怎么说呢？让我们再回到小男孩和小姑 娘讲话的场面。谁是这一事件的参加者呢？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 和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吗？不完全是这样。这种关系是一个关于印 象的问题。这个男孩心目中的自己正对他心目中的这个姑娘讲话， 这个姑娘心日中的自已正在回答她心目中的他的话。

非常可能的情况是，这些印象全然不相重合。男孩当时关于自己的印象可能是，他是一个畸形的笨拙的家伙。他的手臂比他 的上衣袖子长一大截，而且他不知道两只手放在哪里好。我们可以想见，他认为这个姑娘是美丽的、安详的、端庄的，并且想知道怎样才可能说服她答应同一个象他这样的家伙跳舞。另一方面，这个姑娘可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虑她自己。她也许希望得到 更多男孩的注意，希望谁也不会注意到她下巴上的一小粒疹斑。她也许认为那个男孩并不丑，也不笨拙，而是认为这个男孩相当"漂亮"。走到她前面时也并不象他自己认为的那样红着脸和说话吞吞吐吐。正是这些印象，而不是客观上看到的任何"男孩"和"姑娘"在这种关系中发挥作用。而如果我们从外部来描绘它的话，我们只能描绘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一种毫无疑问与这个男孩和这个姑娘所得到的印象不同的第三种印象。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作了精采描述。人们挤住在一个洞穴里，以至于他们只能对着一面墙，而不是外部世界。在他们后面，明亮的火在燃烧。人们不时地在火前移动，他们的影子投射到洞壁上。观察者永远看不到这些人，只能从他们被摇曳的火光所照出的影子来认识他们。

这是对人类传播中发生的情况所作的极好比拟。一位参加者对于另一个人的了解，决不象那个人对他或是她对自己所了解的那样。（正如罗伯特·伯恩斯写道；"啊，是否有某种力量使我们有能力象其他人看我们一样看到我们自己！"）这里不涉及到客观事实或真相。甚至在一对结婚多年并毫无疑问地认为他们相互非常了解的夫妇之间，甚至于在一位精神病医生和一位他通过多次谈话进行观察研究的患者之间。甚至于一位读者和象普罗斯特这样一位成熟的作家（他由于他的多卷著作《追回过去的时光》而传播了他的内心的想法和经验）之间，仍然不存在着能让一个人走过去与另一个人进行直接接触的桥梁。有了传播和观察，影影绰绰的人物可能变得越来越鲜明和越来越清晰，但是，它仍然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它仍然是一出影子戏。

在这种关系中也有其他的影影绰绰的人物。有这个姑娘的母亲，她教导她一个年轻女子应如何行事。有男孩的母亲。她总是说，他应把他的头发梳好，把他的领带系好，并且不时地向他发出几句如何同女孩子打交道的最后一分钟指示。在这种关系中还有这个姑娘的朋友和男孩的朋友；这个男孩和姑娘大概已从他们朋友那里学到了比从他们父母那里学到的更多的关于年轻人在各种社交场合下如何行事的知识，这些朋友此刻可能正注视视着，看看这个男孩的邀请会获得什么样的成功。而在这个家庭和一些同样的一群群人的后面，有一长串更为影影绰绰的人物，其中许多人已被忘却，但是他们已存在于这个男孩和姑娘的头脑中，并在行为印象和价值观念中留下了印记。在这些人中有的是这个男孩和这个姑娘钦佩到要仿效的人，那些教授过他们的技能或信仰的人，那些表扬过他们的某种行为并从而有助于他们去学习某些风俗习惯的人。

因此，所有参与者都带了一个装得满满的生活空间--固定的和储存起来的经验--进入了这种传播关系，他们根据这些经验来解释他们得到的信号和决定怎样来回答这些信号。如果下而的圆圈（图2）表示A的和B的生活空间的话，这两个圆圈的重合部分AB就是他们的传播的环境。

图二 个人传播的环境

________ ________

/ \/ \

/ /\ \

/ A /AB\ B \

\ \ / /

\ \/ /

\ /\ /

￣￣￣￣ ￣￣￣￣

这个男孩和姑娘都把他们的生活空间的一部分用于与异性的社交方式和社交行为方面。驾车人和公路安全部门的经验是，对红、绿交通指挥灯所表示的意思和看见红、绿交通指挥灯应有的

反应应当是有共同认识的。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这种经验--例如，可以设想，一个驾车人来自一个没有交通指挥灯的地方，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关交通指挥灯的情况，这种关系将是一种相当困难的关系。而当一个人认识到，两种生活空间从未完全重合时--意思是说，任何两个人都不会有过完全同样的经验和学会同样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这就充分说明了大多数传播关系形成的人类机体的适应性，以及它们对所有参加者的作用。

第三节 传播关系的双向性质

刚才，我们提到传播关系涉及的是分享信息符号。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因此不能仓促带过。 大多数传播是双向的。男孩子向姑娘讲了些什么；姑娘也向男孩讲了点什么。在理论上，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他们可能坐上一个傍晚，彼此交谈，或者他们会经常彼此看看，而且由于他们从早些时候的交流中得到的更多了解而保持这种传播关系。说人类传播确实是而且完全是单向的，是难以设想的。哈姆雷特的独白--"要么生，要么死；问题就在于此"--具有某些单向传播的性质（假如这段独白不是在舞台上朗读而被观众听到的话）。但是，即使这段独白完全是在私下讲的，即使这段独白是脑子里想的而不是嘴里讲出来的，它仍然将是一种同自已进行的谈话。哈姆雷特正倾听他自己的论点，并且毫无疑问是在考虑这些论点，对这些论点作出判断。这就叫做思考。我们曾提到了公路安全部门和交通信号灯。假若我们从交通安全部门收到了一个甚至不那么积极的传播--一个停车信号。那么这仅仅是交通安全部门对驾车人单向传播吗？这位驾车人对这一符号作出反应，把车子停了下来。如果这位驾车人没有把车子停下来，这一事实将很快到达交通安全部门。如果驾车人确实停了下来，没有相反的报告本身就是一种传播信号。或者，在家里看电视可能被认为是单向传播，但是打开电视机和选台本身就是一种信息（调查观众看电视情况的人就有某种可能得知这一信息），而且通常有一种超出个人范围的反应，如向电视台写信或打电话，或者同其他可能看电视者交谈。

因此，最典型的和最频繁的传播格局是一种扩大了的双向关系，在通常的情况下，参加者在这一交流中参加的程度是不同的。这种交流是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符号是共享的，尽管对于任何两位参加者来说，这些符号不可能刚好意味着同一事情，但这种关系的结果是，随着交流的继续进行，理解很可能变得越来越接近。其结果决不是一套完全一致的含义，因为从来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就我们从外部所能说到的程度而言）。此外，随着符号交流的继续进行，新的不同点几乎肯定会出现，那么也就必须通过进一步的交流来消除这些不同点。

但是，最好把这一过程认作是一种关系，而不是A对B或B对A的某件事情。这是一种关系，它意味着共享那些代表信息和导致一种彼此的了解会聚到一起的符号。即使两个人同意保持不同意见，他们仍然由于讨论了情势而朝着对这种情势的共同了解方向前进了。因此，正如某些学者所做的一样，以"会聚过程"来描写传播共享是十分恰当的。

第四节 传播契约

从某种意义说，参加传播的人是由于某种支配他们的表现的契约而进入传播关系的。对驾车人来说，契约是遇到红灯时停车，绿灯时继续往前开，遇到黄灯时就放慢速度。但是，他们预料交通指挥灯会这样循环下去，以致于所有汽车都有公平的机会通过十字路口。如果驾车人等了十分钟，而交通指挥灯仍一直是红灯的活，他们将会由于汽车管理部门显然是没有履行它那方面的契约而感到失望和生气。我们在前一章里谈到的那种雷达行为，反映了一种人与人之间为证实他们自己的身份，以预期的方式作出反应以及确认他们的社会成员资格和社交性而达成的一种社会契约。

社会雷达行为通常是在一种不言明的契约的指导下做出来的。这就是说，当我们问路时，我们指望得到一个简明有益的答复。另一方面，给我们指路的人希望我们认真地听他讲和对他告诉我们的情况表示感谢。当我们阅读报上的新闻时，我们希望报道充分而又准确，并且选择了一些我们感兴趣的，或许是重要的题材。另一方面，报纸的工作人员希望我们买他们的报，并且对他们的报纸有足够的了解，以便能领会他们的编辑技巧的常规--例如，大标题的制作。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大标题肯定会使那些不熟悉大标题风格的读者迷惑不解。这个大标题是：CONTRACT PLAN REPORT EYED（意为"看到了关于合同计划的报告"）。那些把英语作为外国语来研究的人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突然碰到了另外一种他们不懂的语文。

或许，要想认识这些不成文的契约的重要性的最好办法是，看一看人们对已经确定的服务于我们在前一章谈到的传播功能的关系所寄予的期望。在信息关系中，不成文契约要求一方是一个好记者，而另一方则有谋求和验证现实的心情。但是，娱乐却要求一方甘愿"暂停不相信的态度"。寻求娱乐的人不要求他们的传播伙伴报道充分准确；他们不会对于任何与他们头脑中关于现实的构象极不相符的事情持怀疑态度。反之，他们准备接受一则故事、或一篇讽刺诗文或一个笑话，以便识别一个从未有过的、也许决不可能象所说的那样生活的人物。他们不希望看简单明了和毫不含糊的著作，而是希望有某种艺术上的模棱两可的东西、并且准备接受一些潜在的含义。例如，诗歌常常用一些在新闻中永远不会被接受的修辞手段和插曲，因为这些东西能够而且需要被不同的读者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如果诗象路标一样，那么诗就没有任何味道了。

人们希望写新闻的人写得清楚准确；至于他们采取什么形式是写或讲，是次要的要求。但是，人们却希望表演者的写和讲的方式本身就应当使人感到愉快。他们应当是富于想象力而不是讲求效率，应该写得华丽多采，而不是清楚明白，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措词考究和写景精妙。表演者在这一契约中所承担的责任要求他们充当与他们本身的水平相称的艺术家。甚至午餐俱乐部的说故事的人都必须是艺术家--善于模仿方言土语，清楚地知道该把故事拉多长，并且非常懂得如何运用妙语。

参与这种娱乐关系的其他方面则需要对虚构的人物给予某种程度的同情，赞同电影和广播的手法，欣赏模棱两可之处和不完善的地方，而不是让他们自己感到失望。旧时小学里提的问题是"作者的意思是什么？"这种提问已过时了，恐怕也根本不符合有经验的读者或老师的时式。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向，"你认为它对你有什么意义？"事实上，正是在人们最容易欣赏的艺术作品中，传播符号与制作这些艺术品的人是各不相干地存在的。近三千年来，人们一直喜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但不很了解作者荷马。四百年来，看《蒙娜丽莎》这幅画的人一直喜欢这幅画，并且按他们自己的理解解释这幅画，而不知道这幅画的画家达. 芬奇画这幅画时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考虑一下以说服为主要目标的传播关系吧。这里，劝说者并不象传播信息者或演员一样在受到一些契约性限制的情况下进行活动。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能选择适合他们目的的信息和以他们认为是最好的方式加以组织。他们能使用令人赏心悦目的东西来吸引人们对他们的讯息的注意。（例如，电视节目中的商业广告）；他们能以大型号、高嗓门、游行、集会、著名人物和重大事件来设法先占领人们的感观。他们可以争论、发山威胁和作出许诺。他们有时甚至能酬劳人们所发挥的作用，就象某些事业的支持者给符合他们观点的文章发奖一样。他们可以自由地提出他们的主张和出售他们的产品。货物出门，概不退换！

但是，这种关系中的其他各方要作出他们自己的反应。他们过去曾遇到过别人的劝说，因此思想要准备他们会感到怀疑。要估计到他们会就向他们宣传的东西提出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特别是这些东西对他们有什么作用。他们甚至对这些说法不予注意。如果另一方是某位受到他们尊敬的人物，他们很可能会赞同一项要求他们注意这些论点的社会契约；例如，我们的社会规范鼓

励我们去倾听反对党总统候选人的论点。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就没有义务去倾听门口一位推销员的讲话。或去倾听用电话募捐的人的话，或去阅读邮寄宣传品。契约性的安排规定，说服是买方市场，要随买主的便。

劝说由于事实上主要是一种传播过程而有别于诸如使用武力或一种象激励疗法一样的们练过程。这种劝说只是包括介绍某种情况，目的是使用户改变他们头脑中某些构象，最后也许是改变他们的某些行为。因此，劝说和任何其他的传播一样，是一种影子游戏，而商人和广告商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花费巨额款项以求了解到有关他们的传播对象的更多的情况，表明他们对于参加这一传播过程的其他人的认识实际上是多么模糊。

让我们考虑一下还有一种关系：指导。这显然是预先假定在教师和小学生之间的一个契约。对教师来说，根据契约他们有义务向小学生传授系统的有益知识，并且向孩子们提供机会和指导让他们去实践他们需要学会的东西。近来，这一契约无疑将指的是"有关的"知识。对小学生来说，根据契约，他们有义务使这种关系加上对教师的指导的某种程度的信任和尊重，并且愿意从事

某种学习活动。假设小学生来就是想学习。但是，教师的责任之一是鼓励孩子们的求知欲。如果小学生们没有求知欲，或教师不能鼓励孩子们的求知欲，这一方或另一方就已废除了这一契约。

因此，对这些关系中的每一种来说，比赛规则是不同的，因此在每种关系中所发生的情况也将采取不同的形式。

是什么东西使人们进入传播关系呢？在许多情况下是碰巧。一个人在街上看到了谁？当一个人需要问路时，刚好是警察部队中的哪个成员在站岗呢？还看得见漂亮的姑娘吗？派哪位教师去教七年级的科学课？但是这部分地也是出于需要--它要么就是一个老早就想到的，要么就是一种由于局势中的某种变化而引起的。一个人需要问某某路某某号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决定自己需要一种有用的技术，并报名参加了一个关于计算机编制程序的课程。一个人看到了一个诱人的橱窗，里面摆有各种烤好了的食品，这时他意识到他饿了。诸如此类等等。基本上来说，就是一个人对于进入某种传播关系所能得到的好处和这样做所遇到的困难所作的估计比较。社会雷达行为的好处相对来说通常是微小的--但是，对你在街上看到的某个人讲句话或点点头是非常容易做到的，而且这是社交中应有的。有一套百科全书可能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买这套书要花上三百至五百美元，一个人在进入这种特定的传播过程之前可能会很好地考虑一番。一个人参加了帕克曼太太的晚宴之后给她写封感谢信将是符合一个人头脑中讲礼貌的印象的，但是，对一个人来说，这样的信难写，并且有点厌烦，而且必须为明天的讲课作好准备，此外观看电视上的某个节目要更为有趣，笔又不很好用，这个人不愿用笔而宁愿用打字机来打信件，可打字机却在办公室里，等等.....

第五节 传播行为

在这种传播关系里面发生了什么呢？有一些传播行为和一套信息符号。（符号是这种传播的要素--一种声音、一个姿势、一个书写的词、一幅画片--这些都是符号。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地谈符号。）这种关系的一个参加者发出符号。另一个参加者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这些符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这就是传播过程。

但是，显然，在发出符号之前和发出符号的同时有某种内在的行动。首先，一个人必须感到有理由进行传播。然后，在这个黑匣子内部，必定会发生某种信息加工的过程，其结果是把讯息编制成代码，并且对于人体的肌系发出命令，这就产生了符号--讲出来的话、写出来的字、做出来的姿势或者其它不论什么。为了清楚起见，让我们把这个称作一种A型传播行为。

某人使用这些符号时，也需要进行信息加工--我们把它称之为B型传播行为。这就是说，某人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符号上，通过感觉渠道从这些符号中抽出某种信息，并且（在这个黑匣子里）加了这一信息，对已贮存的印象和需要做的事情的轻重缓急的顺序作出看来必要的改变。

已故的温德尔. 约翰逊从心理学观点描绘这一过程时，他说：

1. 一个事件发生了....

2．这一事件刺激A先生的眼、耳朵或其他感觉器官，造

成......

3．神经搏动到达A失生的大脑，又到他的肌肉和腺线，

这样就产生了紧张，未有语言之前的"感觉"等等，

4. 然后，A先生开始按照他惯用的语言表达方式把这

些感觉变成字句，而且从"他考虑到的"所有字句中，

5．他"选择"或者抽象出某些字句，他以某种方式安

排这些字句，然后

6．通过声波和光波，A先生对B先生讲话，

7．B先生的眼和耳分别受到声波和光波的刺激，结果

8．神经搏动到达B先生的大脑，又从大脑到他的肌肉

和腺线，产生紧张（张力）、未讲话之前的"感觉"等

等，

9．接着B先生开始按照他惯用的语言表达方式把这些

感觉变成字句，并且从"他考虑过的"所有字句中

10．他"选择"，或抽象出某些词，他以某种方式安排这

些字词，然后B先生相应地讲话，或作出行动，从

而刺激了A先生--或其他某人--这样，传播过

程就继续进行下去....

约翰逊的美妙的简单说明，目的正好在于描绘两个人在一起讲话时所发生的情况，但是，不管这是一个有两人的小组、一个演讲会，一个讨论会，用电话，还是大众媒介之一，或是在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传送的一个讯息，这一过程都是相同的。在最低限度，要有一种A型传播行为，一套符号和一种B型传播行为。而这一过程的特点之一是，在某一瞬间，这些符号完全摆脱和不受参加这一过程的任何一个人的控制。因此，这一过程有三个截然不同的和可分离的组成部分，而不用进入黑匣子就能观察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进行分析的。

乍一听，认为这些符号是各不相关的看法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传播方面的共同经验之一--邮寄一封信或一部手稿，然后又但愿我们能把它拿回来作某些修改，或者可能重新考虑一下是否要把它寄出去，我们就能理解这种说法。话说出来以后就不可能是没有说过。当一个句子印出来之后，就不可能是没印过。当一个人的面部表情传达了某种情绪时，一个人就不能把它收回。但是，假若参加这种传播关系中的另一个人并没有注意到这种表情或者在声波行进之前的一刹那没有听到讲出来的话，或者印在纸上的句子还没有被读到，或者是"死海羊皮纸卷轴"正在洞穴里等着某人去发现它们。在这个间隔时间里，不管是长还是短，只有光波、声波、或纸上的墨迹，它们是完全脱离参加这种关系的任何人的。

有时，传播过程看来就象训练一个足球队，然后派它去参加比赛而教练却不随行，或者好比训练和装备一支军队。然后派它去打仗而将军却不同去。相似的东西总是相差不太远的。传播者尽其所能来准备他们将发出的符号。如果他们试图发表讲话或认真仔细地写东西的活，他们就将利用他们学到的所有战略和技术。但是，他们在符号方面所能做到的也就到此为止。符号被发出去以后，发符号者就管不着了。而许多讯息发出去之后--例如，仔细认真地写好并邮寄出去的许多信--发出讯息的人就只有等待知道讯息的遭遇的份了。象这位将军一样，他们会很想知道他们的士兵将会凯旋而归还是躺在盾牌上，这些士兵是否会按要求去做，他们甚至是否会攻击了预定的目标。

当然，足球教练能够派一个替补队员或一个新的球队去参加比赛。将军们能够下令增援或提供空中支援。而这种情况也和传播者的实际情况相符。传播者能够在头几个字旬发出之后再发出一些字句来改变他们的战术。他们能够再写一封信。他们能设法表示出他们的面部表情或面部种态显然并设有传达出的感情。正如记分牌和场上的得失分的数据向教练表明了他们的比赛计划是否是成功一样，正如将军们从战地情报中了解到他们的战术是否奏效一样，传播者从参加这种关系中的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那里得到"反馈"。

反馈是由工程传播理论中吸收的另一个概念。它的意思是从讯息产生的回流。在人类传播中，讲话的人在讲话时与听讲话的另一方同时听到自己讲的话，或者几乎是同时。他们然后能够判断他们讲得如何。此外，他们甚至在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正式的反应之前，他们就能从其他行为得到某种信息。如果他们是对听众讲话，他们很快就能判断出听众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并且在此基础上决定是讲一个故事呢，还是举一个例子，或者以某种其他方式改变他们的战十。然后，当另一方作出回答时，就很容易分辨出这一讯息究竟是被理解了，或者是有说服力的。如果他们问路，而有人回答说，"啊，天多好呀！"他们就有理由认为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们最好发出另一个讯息来加强第一个汛息。如果他们用英语问路，而得到的答复是法语："我不会讲英语"，他们最好换其他语言讲话。如果一位丈夫在吃早餐时对他妻子讲话，而她仍在玩她的填字谜的话，他就有证据得出结论，他的传播井不象原来认为的那样使人感兴趣。

因此，反馈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如果不存在反馈，或者迟迟才作出反馈，或反馈是微弱的话--例如，在大众传播中，当传播对象离得很远而且不为传播者亲自看到，或者要求一个班级听一次演讲而没有机会提问题时--那么，这种局面就会引起传播者的疑惑和不安，并会使传播对象感到失望，有时在传播对象中会产生对立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大众媒介和出钱用这些媒介作广告的人花那么多钱来弄清楚传播对象是些什么人和他们对这些节目有什么想法的原因所在；为什么几封信或几个电话可能会对一家广播电台或广播网会产生与其数量大大不相称的影响；为什么在必须举行大班级讲课时还要作出巨大努力，用一些小型讨论和利用办公时间以及其他一些能提出问题进行澄清或表示反对的机会来补充这些大班级课程。

请注意，反馈活动和其他任何传播过程一样：它仅仅是一种倒流，是使传播者很快地对由于他们已发出的符号而引起的符号作出反应的机会。换言之，在完成一个A型传播行为之后，给予他们进行B型传播行为的机会。他们能把从听他们自己讲的话、重新阅读他们自己的文字、观察他们与之谈话的人、或调查他们的节目受欢迎的程度而得到的信息进行处理。

第六节 电路和行为

研究传播行为就象研究大海一样，研究工作可以在任何水平上进行。但超过一定深度之后，研究工作就只能在黑暗中进行了。但是，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不一定都是神秘莫测的，也不需要用图表来说明。

让我们用一个电灯电路的情况来作譬喻。

拨动一个开关，电路接通了。这样就接通能源，电顺着电线流到了一个电灯泡上。电进入了灯丝，把灯丝加热，灯丝放射出我们认为是光亮的能源。

这是传播行为吗？它是一种顺着电线流动的讯息吗？

要在五十年前，许多人本来是会以这种方式来描绘传播的。他们相信一种"皮下注射"式的传播理论--老练的传播者，特别是如果他们能使用全能的大众媒介，他们就能把概念和信仰"注射给"传播对象来直接控制行为。这种老早就被抛弃掉的看法反映在"思想传递"这个词中，美国教育局教育资源信息中心采用这个词来解释它索引中的传播这个词的意思。教育资源信息中心理应知道，"思想传递"恰恰并不是在传播中发生的。一个人的思想是属于个人并且是内在的。思想的某些部分已被抽象来变成符号，另一个人可能会被这些符号刺激自己的思想。

如果我们对人类传播有所了解的话，那这就是，任何事情都不会通过这一过程，也就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而不发生变化。想一下电灯电路和当两个人使用一部电话时所发生的事情这两者

之间的区别吧。

当我们拨开电灯电路时，从能源到灯丝就全部连贯起来了。这里不存在编码或破译、不存在翻译解释的问题，物理本质也没有发生变化。流经电线的能源并没有携带一个信息，它是直接行动的。电灯泡是一个被动的伙伴。直到灯泡用坏之前，每当有足够规模和质量的电流到达它时，它都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反应。 但是，不能这样来描绘人类传播。它确实可能发出很大声音，或者是突出炫耀的。它可能具有令人惊讶的效果。但它的作用与电流不同。从原因到效果这一顺序并不是意向从一个身体到另一个身体的简单传送。相反，它是一种触发性效果、一种催化过程。一个小小的传播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反之，所有全国性的宣传也可能被作为这些宣传的对象的人所忽视。

冲击力和接受的有机体中产生的行动之间不成比例的状况是那样引人注目，以至于某些物理学家已对是否能把一般的因果法则运用到诸如传播所引起的那样的行为反应中去表示怀疑。这些

科学家中有关于物理变化中能量不灭定律的发现者之一朱利叶斯·罗伯特·迈耶。他觉得，被触发的行动是通常的物理定律的一个例外，并且提出"真的"因果关系和另一种"原因与效果不相等"的因果关系之间是有区别的。苏珊娜·兰格援引富有哲学思想的德国化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话说，"由于受到某种刺激而触发的行动，从有机体而不是从接受者那里得到它的能量；而物理效果尽管可能是激烈的，却表明生物体内存在着一些复杂的和不稳定的结构，在这些结构中，由于化学原因束缚了巨大的能量，可以由小小的催化剂接触释放出来。"他暗示，有一种特殊种

类的能量，它服从未知的因果律．

认为在人类传播中从发出者到接受者有某种不会变化的"流"的想法，是已被人们遗忘的过时知识。最好是把一个信息看作是一种催化剂，它除了能激发接受信息的人身上的力量以外，本身并没有什么力量。 让我们拿一个日常生活事例作比拟。在印度，有一个男子清晨起来烤制糕饼，然后他在市场上出售这些糕饼。当然，他要烤制出那种人们喜欢吃的糕饼。他设法把这些糕饼摆列得引人注意。他把这些糕饼摆列在过路人很可能看得到的地方。然后就等主顾上门。一群群人过去了。某些人看到了这些糕饼，某些人没看到。某人感到饿了，寻找食物；某人并不感到饿。某些人将专门寻找糕饼，而另一些人则不想吃糕饼。某些人过去曾从这个糕饼商手里买过糕饼，结果将是更可能再买他的糕讲；而某些人并没有这种经验。某些人将会看到糕饼，发现刺激了自己的食欲，因此把手伸进口袋里拿零钱；他们也许有零钱，也许没有。而且即使他们买了糕饼的话，他们可能会吃这些糕饼，也可能不吃。例如，他们也许突然被人邀请去吃午饭，也许把这些糕饼给了别人。

任何比拟都是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但是在上一段叙述中所描绘的行为确实有点象两种不同的传播行为。象糕饼必须要烤制和拿出来卖一样，信息也必须加工，并且以符号的形式发出来。象买主必须决定买不买一样，接受者也必须权衡一下想不想买和想不想吃。还有买主是否喜欢这块糕饼的问题，如果他们确实吃这块糕饼，将取决于糕饼商在糕饼里拌了什么佐料和他们喜欢什么味的糕饼。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论述。但是，让我们用另外几个有关传播行为本质的注解来结束这一章。辨别传播行为的最明显的特征是这些行为是信息加工行为，朝别人下颌揍一拳可能传播了信息，但并不是信息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叫喊一声"着火了"可能要与右拳一击用同样多的能量，但是叫喊并不象揍一拳一样起作用。

此外，传播行为是整个人的行为。苏珊娜·兰格在她的不朽著作《理智：论人类感觉》一书中说，这种行为导致一个人寻根究底，而最终导致对那些属于化学和电化学并且涉及整个生物体的事件寻根究底。一个人用整个身体进行传播，并且动用全部力量来解释收到的信息。

最后，传播行为有一种对称，有某种完整性。关于这一点，兰格博士还根据她通常的观察写道：建立一个必须要用掉的张力库，开始和加速给予这种张力，一个转折点，然后是一个将要结束的阶段，或者是收束，在这个收束中张力得到了缓解。因此．甚至在一种简单的传播行为中，我们也有象艺术一样的传播模式。甚至象一个姿势这样一个简单的符号，要是由专业演员来做这一姿势就要比一位业余演员做得更富于艺术性。一个有实践经验的演讲者或作家将会"拿出一个短语"，使一个句子对称和平衡以便给它的原意加上一点美感。

小结：传播怎样起作用

让我们小结一下。社会传播过程要求至少有两个人。他们由于对一组信息符号而来到一起建立一种分享信息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目的--谋求信息、劝说、指导、娱乐或不论什么目的--决定了参加者要起的作用。例如，一个为娱乐而来的人愿意"暂时停止不信任"；一个预料会受到劝说的人开始防范甚严。但是，不管起什么作用，一个参加者，凭借他的认知的需要和各种办法，加上他的传播技能，编出某些代码并把这些代码发给其他参加者。我们称这种行动为一种A型传播行为。如果这些符号是写出来的，就可以保存很长时间；如果这些符号是一些姿势或面部表情或讲出来的话，那么这些符号可能是短暂的。在这两个事例的任何一个事例中，在这一过程的某个时刻，这些符号与两个参加者都是不相干的。第二个参加者，凭借她自己认知的需要和各种办法，加上她的传播技能，决定是否接受这些可以得到的符号，而如果她接受的话，她就按照她自己认知的图表加工这些符号。我们称这种行动为一种B型传播行为。第二个参加者很可能以面部表情或其他一些表明有兴趣或没兴趣、相信或不相信、了解或缺乏了解的方式编出某些非正式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非自觉的代码，而第一个参加者能把这些代号理解为反馈。如果情况需要的话，第二个参加者那时可能亲自正式地编出某些代码和进行一种A型传播行为，而这种A型传播行为可能会引起另一个参加者的一种B型传播行为，等等....。

换句话说，一种讯息是没有办法能直接引起公开的行为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一样，讯息不象一般电流，通过一根电线到达某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它能使一个电灯泡发亮。某些反应是那

样打动我们，以至于行动几乎是自动的；例如，我们很快地对一下汽车喇叭声或一声"着火了！"的呼喊作出反应。但是仍有一些中间步骤。我们必须听到它，而且我们必须对它作出解释："他是对我鸣喇叭吗？""什么地方着火啦？"一个外部符号能影响行动的唯一方式是改变一个人对于这种局面的印象。因此，如果一个人决定在加工不论什么讯息的过程中根据自己贮存的印象使用这种讯息，结果通常是证实了现存的构象，稍微改变定义，或澄清某一点。彻底改变就象改变信仰一样罕见。但是，改变信仰确实不时有所发生，因此一个人对于一种局面的观念也会突然改变。例如，如果一个人被通知说，他的房子着火了，这显然将改变了这个人脑子中的局面的构象，并且导致作出一种突然的反应。

有一个不幸的小故事要比火警故事更能贴切地描绘典型的传播行为。一个妻子怀疑，他的丈夫对于一本地正阅读的侦探小说比对她想要告诉他的市井新闻更感兴趣。她讲完新闻后突然说： "这匹马把我们的孩子全吃掉了！"

他愣一下之后说，"亲爱的，那很好。"

她愤怒地问道，"亨利，你听到我说的话了么？"

"没有，"他说了一句，说着又把书翻过一页。

第四章 传播符号

一些年以前，阿瑟. 坎帕根据长期教现代语言的经验写了一篇小品：一个名叫胡安的西班牙血统美国学生的故事。

以在西南部某地一所学校上学的胡安来说吧。他有

点AMORPROPRIO（自尊），人们把这个词错译成“骄

傲”，而由于它同英语中骄傲的含义不一样，胡安被说成

有“虚假骄傲”。一天．他和同学佩德罗发生纠纷，在他

们的词汇中和文化内容里还没有“妥协”这个词，于是就

动起武来。老师坚持要胡安为他所干的事向佩德罗“道

歉”。她一再说：“去向他道歉。”胡安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西班牙语中没有这样的词，也没有道歉的习惯。老

师以为，就象词语可以通过语言翻译一样，文化格局也

可以用语言翻译过来。她接着说：“跟他说对不起。”胡

安拒绝这样做，因为他是现实主义文化的产物，不愿意

仅仅用言词的手段改变过去的现实。于是，放学以后他

就因为执拗、不听话和笼统地被说成恶习难改而被留在

学校。然而胡安仍然不知道“道歉”是什么意思。但是如

果他有求知欲的话，他可能会查英西字典，从中发现这

个字在语言上错译成APOLOGIA（辩护）。他不认识这

个从英文借用的字，再去查学术字典，惊奇地看到这

种解释：DISCURSO EN ALABANZA DE UNA

PERSONA（赞扬人的话）。这下他被老师气疯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不幸的小喜剧呢？老师力图给胡安“传播”某种信息：她对他行为的看法和要他干什么。她无法让胡安直接了解她的想法和感觉。她只能用某些她希望能把这些想法和感觉传给胡安的符号。“符号”是个好字眼，因为她向胡安表示的东西同她的想法和感觉的不相干，就象路边的标志牌同大路不相干一样。她用了她所能用的种种符号：英语，肯定还辅以严肃的西部表情和声调。她希望胡安从这些符号中“看出”她要他接受的讯息。

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这些符号对胡安和对老师并不是同一个含义。也许人们对面部和声音发出的信息的理解要比对语言的理解一致一些，尽管即使在这件事情上老师大概认为自己的神态表明正当的气愤或者慈母般的失望，但胡安仅仅认为她没有道理。而语言符号尤其是难以有共同的理解的。请注意，传播者同接受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正如同老师给学生一个橘子或者一本书一样。语言不同于从电池到灯泡的电线中流动的电流。也不同于皮下注射。语言只是为了传递意思、使人们以某种希望他们做出的行为作出反应而采用的符号。老师想要表示的意思绝不是那个孩子理

解的意思。

第一节 符号的性质

换句话说，胡安和老师在他们使用的符号方面出了问题。那么，让我们设法搞清符号究竟是什么把。

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单独存在于传播关系的参加者之间——这些要素在一方的思想中代表某个意思，如果被另一方接受，也就在另一方的思想中代表了这个意思。有些学者喜欢称之为记号，还有些人称之为有意义的记号。不管叫作什么，它们都是传播中可以还原成“意思”的要素。

我们的字典是语言符号的仓库。如果我们查阅《韦氏大字典》（国际版第二版）中“符号”这个字的解释，就会发现下面部分解释：

一种代表思想的通用的记号或标志，例如字、字母或标记——用以表达思想进行指挥或者表示愿望的一种动作、行为或姿态——大楼、房间、商店或办公室前面写着字的牌子或别 的引人注目的招牌，用以表示那里办理的业务或办理业务的人或公司的名字；公开展示的记号或告示。

手写或印刷的商标、数字或图画....通常用来代表一个期限或概念....用以表明一样东西存在的某种东西....

想一想字典如何得出这些定义是值得的。编辑不是随意编的。他们不是创造含义。近年来印度学者倒是这样做的，他们尽量“纯化”印度语，去掉来自波斯语的字，以梵文为基础，创造新字来代表它们。但是《韦氏大字典》要这样干是不行的。它的编辑只是记录社会对特定符号一致的意思。即共同的意思。这些意思不是符号所固有的，而是来自公众对用什么符号代表某一意思的一致意见。字典记录的是我们可以称为社会使用某一符号的主流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韦氏大字典》的这一页继续看下去，就会发现，符号在各种特定的场合或者特定的社会集团，有许多特别的意思。符号可以象旗帜那样被用来表示传令的或军事的标帜。它可以表示一个星座或者一个信号。它可以表示一个重大的事件；古人常常以为他们看到表示某个神高兴或者生气的“符号”。它可以是一种预兆或者征兆。它可以指足迹或者痕迹（例如，居住的痕迹）。它可以是天文学中黄道带的符号。它可以是指示狩猎的方向（熊的记号）。在数字上，它用来表示正数或负数（加减符号）。在医学上，它用得相当特别（病的症候）。在哲学上，它有时表示一种曲折的结局。在神学上，它有时指某种精神的或者超自然的现象。

有着这么多的特殊用法，说明即使是“共同”的意思，即社会一致同意的意恩，由于经历和社会集团不同，也有在很大的区别。一个学生在向别的学生寻问“什么是关联的符号？”时，他脑海里浮现的意思同福音主义者说“上帝给我们符号”时所想的有很大区别，更不用说我们讲传播者把信息编成一套符号所表示的意见了——尽管在这几种情况下，中心的意思仍然是符号代表某个东西。

我们从字典上引用的这一切的中心意思是表示：符号代表“一种思想”、“一种想法....命令或愿望”、一种“概念”、一些非它不能传达的信息，如在办公室工作的人的姓名。符号代表了某个东西。

让符号只代表某种东西并不容易。特别是在原始人中间，名字常常被认为是他们所指的任何东西的不同分割的部分。因而在这类文化中，人们可以把名字当作东西：在一个名字上施展魔术并影响到这个人。俄国的心理学家维戈斯基讲了一个农民听两位天文学家谈星球的故事。这个农民说：“我可以想象，人借助于工具可以测量从地球到最遥远的星球问的距离，找到它的位置和运动的情况。但是使我不解的是，你们究竟是怎样找到这些星星的名字的？”正如温德尔·约翰逊所指出的，在特罗布里群岛上的人看来，鬼魂这个字代表的不是他们自己头脑中某个抽象的东西，不仅是一种可以验证的推论。它是现实：真有鬼魂。

但是这种想法并不限于原始人或者没有文化的人。政治演说中充满了这种东西。象旗帜这类象征性的东西，胜利、民族尊严或者爱国主义这类字眼，“好人”和“坏人”这类概念有它们自己的生命，在流行的使用中很难辨别它代表的是一种象征，还是事实。这是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一般的语意学者讲授的主要课程之一——就是字不等于事物，地图不等于领土，名字同人们称呼的东西是不相干的。

对我们说来，符号怎么会表示某种意思呢？这是由于经验的缘故。从人生的初期开始，我们的感性认识似乎就是经过组织并且含有意义的，我们不用很长的时间就能看到细小的光亮、无固定形状的影子、模糊不清的有色物体、活动和静止的物体。克雷奇和克拉奇菲尔德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外界的刺激混合成反复出现的图案。正如赫拉克赖脱所说，“事实”只出现一次，一个人的脚绝不会两次伸进同样的河水之中，因为前次接触的河水已经流走了。储存和追忆许多这些瞬息间的经历是没有效果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倾向于观察经历中反复出现的有关图案，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可以用符号来称呼它们。

我们在本书的前面已经讲到学习符号的途径。小孩因为学习它们而得到奖赏。叫“爸爸”或者“妈妈”会得到喜欢、笑容和爱抚，有时还会得到吃的。他逐步领会到学会发出的声音同感官所得的印象的关系：“妈妈”同温暖和芳香、柔软的皮肤和头发、食物的来源联系在一起；“爸爸”同洪亮的声音、烟斗的气味、强壮的臂膀、被高高地举起来四面张望的经历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符号就成了一称工具，用来称呼能给他带来这些感觉的人。随后，当他听到别人这样叫的时候，他就会产生爸爸或妈妈实际在场的感觉。

这样，对任何个人来说，符号的意思就是这个符号所引起的一套情景、感情、腺和神经的活动。它们同符号本身代表的东西所引起的反应相似，但不是完全一样。一个人听到他爱的姑娘的

名字作出的反应同见到姑娘本人的反应并不完全一样，没有那么样细深刻。他的反应是从同姑娘的许多直接接触中抽象出来的。它可能多少会夹杂着和同他的所爱的人同名同姓的别的姑娘接触

的印象。但是反应仍然足以成为那位姑娘本人的某种速记。因此他可以在她不在场时论谈她，他能认出她在信上的签名。他甚至会在月光下暗暗叫她的名字，这种感觉同他重复另一个女性的名字——比如说卡里. 内松——所产生的感觉总是有些不一样。

但是，玛丽、娜塔莎或者秋子，不管她是谁，总是一个具体的人。她只有一个。所以人们可以把她起的名宇、社会保险号码或者别的一些表示个人身份的东西归类。人们怎么学会象椅子这样一个词代表某种有许多复制品的东西的含义呢？这个含义也必须从接触具体的椅子中获得。大人告诉小孩：“这是一张椅子”下一次又对他说：“坐到椅子上去。”尽管这张椅子和上次的不一样。他看到，当母亲要在餐桌边坐下时，父亲站在她的身后，母亲解释说：“看你父亲多有礼貌，他给女士推椅子。”这样，常常听到这个符号，过不多久就知道它指的是“椅子”：餐厅的椅子、他坐的高椅子、起居室的大软椅，走廊里的靠背椅，野餐用的椅子等等的共性，每当他遇到椅子这个符号，就会出现一套他学会对某种在地板上由几条腿支撑的东西的反应。

假设他一生都住在帐篷里或者圆顶茅屋里，从来没有见过椅子，甚至也没有见过椅子的图画。除非有人把椅子拿给地看，或者用其它符号——图画、话语、比划——向他解释什么是椅子，否则他不会把任何意思同这个具体符号联系起来。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大，我们用这种方式学到许多符号。要是不能从别的符号学习符号，我们永远不能实际使用象纯洁、无限或明天这类同。

假设一位妇女一生都是在北极圈里度过的，除了爱斯基摩种狗外，其它什么样的狗都没有见过。再假设有一位妇女在中美洲住了一辈于，只见过墨西哥一种叫“小吉娃娃”的狗，其它什么狗也没见过。把她们两人带到一块。如果她们都学过英语，她们要共同使用这个字肯定有很大的困难。当那位北方妇女讲到狗拉着雪橇在雪地走时，南方的妇女简直难以相信；如果南方的妇女讲到把狗抱到膝盖上时，北方妇女会感到十分惊奇。

这种误解或者说是缺乏共同含义的情况，同两种文化的人碰到一起时发生的情况差不多。华尔街的银行家和黑人居住区的活动分子很难让对方理解自己，这不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是不同的符

号（至少不是大量不同的符号），而是因为这些符号对双方的含义不一样。

我们曾谈起过共有。共有的是符号，而不是含义。含义始终是属于个人的，是各人根据自已的经验得来的，是反应的总和，任何两个人都肯定不会一样（不过我们怎么也不能完全测定是否相同）。不管对什么人来说，一个符号的意思总比字典上写的共同的含义多得多。含义是无穷无尽的。人们把全部心理状态投入到编制符号的任务之中。接受符号的人把整个有机体用来作出反应。所以不可能把含义的全部编制或概括出来。符号是编制符号的人遇到某一特定问题或议题时的状态的速记。严格地说，符号是发出符号的人自己编制的，所以，如果人们的技巧足以看懂其它线索的话，大多数传播所包含的含义远远超过语言所表达的意思。同样，发出符号的人要拿出全部能力来译解他们对符号的感觉印象。含义是他们在那个时刻的认知状态，来自同这个符号接触的经验。

当然，符号不是完美无缺的工具。它们必须是从个人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的。任何一套符号都不能把一个人的全部感觉和内部的所有活动表达出来。正如温德尔·约翰逊在《左右为难的人》中强调的，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我们“知道”另一个人是怎样想的。我们可以提问，可以观察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容易的。对“亲亲我”、“把土豆递给我”或者“今天把票送来”这类话的反应可以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基本含义是否被理解了。但这只是冰山的尖顶，对重要问题作出的任何简单反应之下的含义的深度永远是隐藏着的，只是神入和洞察有助于作出正确的猜测，而编制符号的技巧非常熟练的人也可以使这项任务容易一些。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两个人同用一个符号时，就是两种生活交叉在一起。我们给这种关系带去我们储存的经验，头脑中的构象，对价值的判断和态度，即我们学会对某个感官刺激的反应——我们称为参照系统的个人特性。很难设想这在任何两个人中会一摸一样：所以符号的含义对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甚至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都有某种程度的不同。参照系统中引人

注目的不同（例如住在北极的人和住在赤道的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通常要比个人间细微的不同所造成的麻烦少。例如，只知道爱斯基摩狗的妇女和只知道“小吉娃娃”的妇女一旦意识到问题所在，就能在如何谈狗方面达成谅解。假设只懂小古娃娃的妇女从来没见过雪，她和来自北极的妇女大概可以学会如何谈雪，尽管一个人对雪的感觉和知识比另一个深刻得多。银行家完全可能理解“警察”对他的含义和对黑人居住区活动分子的含义之间的某些区别。美国记者和苏联记者可以理解他们对新闻自由概念的反应的区别。但是，妨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经常的倒是经历和评价方面的细小差异。这些差异藏在经历的深处，很敏感，难以解释，常常使人们疏远而任何一方都不十分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数量的含义是普遍共有的。社会的成员必须对足够的表示性含义的细节（即说出名称就能辨认以及能在字典上具体说明的某种东西的那种含义）有一致的看法，不然他们就不能传播。同样，任何社会对于内涵性含义（即感情的和价值的反应——什么是贬义词，什么价值概念，谁是好人等等）必须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意见，不然它的成员生活在一起就会很不自在。

查尔斯·奥斯古德在关于衡量内涵含义的出色研究中发现，在任何特定文化内部，在考虑内涵性反应以及表示性反应的思考方式上，有广泛的一致方面，尽管在价值的判断上区别往往很

大。奥斯古德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独特的见解。他一开始以许多相反相成的概念或者“码尺”，如好坏、强弱、新旧等等，让人们对照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去判断许多语言符号。他发现，在美

国，判断往往集中在他称为德行、能力和活动这三个因素上。大部分内涵性含义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人们判断提及的某一符号的好坏、强弱、活跃和安静的角度来描述。对不同的话和

不同的人，判断各不相同，但是在各种文化内部却相当一致。奥斯古德甚至考虑出一本《内涵字典》的可能，它可以根据一些内涵尺度给不同的字打平均分数。这种字典对每一种文化大概都必须有不同的版本，尽管奥斯古德在一些不同的国家研究过内涵性含义，发现使用的内涵因素一致的部分多得相当惊人。

这样，从一方面讲，一个符号引起个人的反应是整个有肌体根据长期积累的全部经验作出的，所以对每个人来说必定都是独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含义显然是个人的，绝不能全部表达出来或者同别的人完全一样。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必定要有一定共同的表示性含义的基础，这样一个社会的成员才能在一起谈话；要有一定程度的共同内涵性含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融洽地生活。

这种情况的实际意义是，两个人绝不会互相谈完全一样的事。如果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他们可能发现甚至对普通的、社会共同理解的符号的含义也有很大差别。在认识到这点以前，比如说苏联的记者和美国的记者，他们想要讨论“民主”和“自由”一类的概念是非常困难的。即使让社会共同的含义保持足够的共同之处，以免理解上出现严重困难，但是一个符号在A先生头脑里唤起的构象同B夫人头脑里的构象绝不会完全一样。如果意识不到这些区别，就可能出现完全想象不到的结果。

第二节 非语言符号的性质

符号可以是语言的或非语言的，可以是看的、听的、嗅的和触摸的。它可以是讲话、文字、印刷品和画片，可以是一个姿势、一个微笑、搭在肩上的一只手、一阵大笑或者一股香味。姿势传播的主要研究人之一雷·伯德惠斯特尔把姿势传播称为运动学，他估计，在有两个人传播的局面中，有百分之六十五的“社会含义”是通过非语言传送的。不完全清楚他是怎样计算的，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从人类传播中得到的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暗示的方式。

然而，非语言符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必要把它们同象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数字联系到一起来考虑。另一位专门研究非语有符号的学者艾伯特·梅拉比安提出这样一个有益的观点：语言可以传播任何信息，而非语言传播的范围则有限。就是说，一个人通过非语言形式可以表示出喜欢或不喜欢的细微区别，对正在传播的重要性的认识，个人的反应和感情等等。图片的方式——包括从画的线到电影和电视——可以传播具体信息的综合。它们可以告诉我们某事或某人的外表或行动怎么样，如何实际操作一部机器，从宇宙飞船或球形潜水器里看到什么等等，效果比语有表达的好得多。但是主题越抽象，不用语言就越难表达。为什么要按这个扭而不按那个钮，为什么电路要这样设计，这些问题用语言解释比光用图片解释效果好，尽管配之以图片可以给确实想按动按钮或者接通电路的人提供不能比拟的实际指导。“极权主义”或“过去时态”用语言讨论比不用语言讨论效果好，尽管在这里同在其它地方一样，图解常常是有帮助的。诚然，圣洁可以用一个人的生活来说明，美丽可以用可爱的面孔或者希腊的神殿来说明。但是没有什么人同圣徒（特别是几百年前的圣徒）的生活有广泛的接触，因此他们通常是从字面上弄懂圣徒这个概念的；尽管用图片比言词介绍希腊神殿或一个美丽的人是无可比拟地有效，但如果抽象地讲美丽的概念，谈到希腊神殿美在那里，建筑者怎样想方设法把它造得美丽以及它用于什么目的，这样，语言的真正有效性就变得明显了。

爱德华·萨皮尔称非语言传播是“一种不见诸文字，没有人知道，但大家全都理解的精心设计的代码”。这表明人类无言传播的另一个特征：极难编成符号或者写进字典。这部分是由于它常常同当时的情况联在一起。在一种情况下耸耸肩膀同另一种情况下耸肩膀意思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双眼向下看在一种情况下可能说明尴尬，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说明厌烦，还有一种情况可能说明谦虚。同样的姿势在一种文化里代表的意思不一定就是另一种文化的意思。我们为什么没有非语言传播的字典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反映了我们所讲的含义的“无穷无尽性”。它超越了语言的范围，变成深不可测的感觉和感情，因而不容易用语言来描述。

一些符号是有意给的，一些仅仅是无意露出来的。欧文·戈夫曼指出，有意给的符号通常传达的是具体的信息（例如指着某样东西）；仅仅是无意露出来的——也就是并非有意发出来的——符号通常是表达性的或者预示性的，而不是为了传播。然而它们提供的信息常常同人们互相得到的印象有很大关系。这类的信息多半是无意的，我们大家常常不知不觉地露出来。我们的衣服、走路、说话的样子，看人的样子，我们的住房，办公室，墙上的画——所有这些都在告诉观察者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关心什么，对什么感兴趣。

对研究人类传播的学者来说，无意中露出的非语言提示比有意给的有意思得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以一部分做出举动的，因为传播行为反映了整个人，所以通过非语言方式给的信息，许多是来自内心深处，难以压制。埃克曼和弗里森在一九六九年的一次实验中发现，被允许照脚和腿的位置及动作的法官比只对照头和脸的法官在电影中容易看出被照的人设法掩饰的效果——被观察的人较能控制脸部表情而不是控制身体其它部分的动作。这两位实验者在早些时候的研究中发现，他们仅仅从照片上就可以看出接受心理疗法谈话的病人拍照时处在哪个阶段。埃克奥还发现。法官可以把头或者身体的照片同拍照时录下的口头讲话全文配起来。显然，这些实验中的人讲话时不仅用声音，而且用脸和身体。

所以非语言的符号是以几种不同的途径进入人类传播的。首先，他们携带的信息常常不需要任何语言来表达。一幅画是一种完整的传播，以许多抽象派画而言，甚至标题也可能有利有弊。飞机左翼的红灯无需配以文字说明，恼怒的人群、挥动的拳头也无需说明。其次，非语言符号可能加强或者扩大口头信息。它起的作用相当于关键字眼前的一个动作或者停顿、讲话中的强调语或者“真诚的目光”对讲话人的作用，以及教科书或手用中图解的作用。

语言和非语言的渠道还可以传递显然不一致的提示但含义却仍然一致。例如，有一种需要幽默家以严肃的方式讲或写的叙述有趣事情的幽默，或者要求小丑在做滑稽可笑的动作时保持伤心的神情，或者要求讽刺家让听众一直认真看待一件事，直到最后妙语一转，让他们看到讽刺者原来一直在取笑这件事。广播员洛厄尔·托马斯上电视时，有时向观众眨眨眼，好象是说：“我们对这种严肃的新闻不要太认真了，我们也来看看事情富于人情味的一面吧。”非语言符号的另一个功能是否定语言传播。例如，有信心的声音伴以发抖的双名，或者敌视的声音同友好言词的矛盾。不用说，语言和非语言相结合是电视和电影的一个典型的问题，尤其当有人试图设计教育影片和广播时，问题变得非常复杂。语言应该承担什么任务？应该举出多少例子或图表？应该用多少语言来吸引人们对画面部分的注意？在同一时间用多少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传递同一个信息才能避免分散注意？这些问题是很明显的，但是不那么明显的是，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印刷（语言的内容同纸面的大小以及上面的图表的关系）和以略有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广播（语言同音质、语气和音响效果的关系）之中。

我们说过，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很难编一本非语言符号的字典。另一方面，对一些非口头的“语言”的理解越来越深。面都表情的语言很难同它的背景区分开来。一般来说，微笑、发怒或者皱眉有普遍相同的含义。但是皱眉的含义可能是不喜欢，不同意，不理解，厌倦或者厌烦。一种微笑同另一种微笑的含义可能迥然不同：它表示的可能是喜爱、幸福、快乐、友爱、礼貌或者其它许多含义。然而人类面部的运动和表情是人类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约翰·根室（在《回忆罗斯福》一书中）曾经这样写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二十分钟的时间里，罗斯福先生的脸上表示出诧异、好奇、故作吃惊、真正的兴趣、焦急、卖弄辞藻表示担心、同情、坚决、幽默、尊严和无比的魁力。但是，他几乎没有说出什么真正的东西。”毫无疑问，富兰克林·罗斯福有效地传递了这种信息。这个情况以及谁在讲话中说了什么，显然是含义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内华达大学研究心理学的琳达·约翰逊向一些实验对象描述了两个虚构的人。然后问他们这两个人是什么样子。她对这两个人的描述是：

A先生。此人热心、正直。富于幽默感，聪明，不

带偏见。负责，自信，举止文雅。

B先生。此人残忍，野蛮。非常敌对，脾气暴躁，

傲慢专横。以粗鲁和庸俗闻名，是一个飞扬拔扈和冷漠

无情的人。

对A先生的描述是很肯定的，对B先生的描述是很否定的。预料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呢？接受实验的人很容易地回答了约翰逊小姐提出的问题，答案很接近，下面是一些答案：

A先生（肯定） B先生（否定）

他会直接看你吗？ 直视 避开目光

他通常是向上还是向下看？ 向上 向下

他的眼睛是瞪大的还是眯缝着？ 瞪大 眯缝

他的眉毛皱起还是舒展？ 舒展 皱起

他的鼻孔放松还是扩张？ 放松 扩张

他的嘴角是向上还是向下弯？ 向上 向下

这个实验强调的是，人们学会猜测“好人”和“坏人”的形象。它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不仅是因为它表明非语言的提示正在获得成功，而且还因为它表明这样的简单化有着多大的潜在危险。即使在小说里，漂亮的坏人也往往能使女主人翁产生错误的印象。

雷·伯德惠斯特尔说；“决不能把身体的动作或姿势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符号。”光凭动作或姿势大概是不行的。用手指指点着什么，应该说是接近于普遍性的，但是所指的东西会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实际上还必须给这个动作加上另外的信息。管弦乐队的指挥举起右手，乐队和听众就会寂静下来。要是在日本的相扑比赛中或者在轮船的甲板上做这样一个手势，效果可能不一样。搭车者伸出拇指，交通警伸出手掌，两个指头做成V字形，它们的意思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是非常清楚的；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在没有汽车的地方，人们可能不理解交通警的动作，在大家都步行的地方，可能不懂搭车者的手势，手指做V字形现在的意思并不是温斯顿·邱吉尔四十年代初使用时的意思。然而许多观察家认为，在身体各部分中，手的表达能力仅次于脸。讲话中抑制的无意识的冲动往往可以从手的动作、位置和紧张程度上看出来，威廉·詹姆斯是首先指出这一点的心理学家之一。

夏威夷的草裙舞就是通过舞蹈者的手来表现故事内容的，夏威夷有支歌说：“让眼睛盯着手”。速度较快、臀部摆动的塔希提舞是另一种情况。有一个塔希提姑娘曾说过；“你要是把眼睛盯在手上，那就看不出意思。”但是这两种波利尼西亚舞蹈都有含义，都是以非语言形式传递的。

奥尔波特和弗农发现，任何一个人写字、走路和坐下的身体运动的型式相对说来是一致，能表现个人的性格。曾经有人问一位著名的铅字设计人，他怎么能那样迅速和容易地分辨出那么多的印刷型号。他说：“我认出它们就象我看到朋友在山顶上走就能认出他一样。他就是那样走路的。我不必看到每一个细小的方面就知道是他。对加拉蒙德也是一样。加拉蒙德是铅字，我在印出的一页纸上看一看就能见到它。卡克斯顿是铅字。我不要看所有细小的方面就能看到这个字模。卡克斯顿铅字在同我说话。”欧文·戈夫曼就是这样来说起人类行为的，他写道：“尽管一个人可能停止说话，但是他不能停止通过身体习惯动作的传播。”眼神的接触有语言吗？西梅尔说，互相看一眼“是最纯粹的相互交流”，它大概是人类最接近于同时和共同进行的那种传播。西梅尔写道：“观察者谋求了解被观察者的同一行为中，自己也因此被别人了解。眼睛要观察就得同时也让别人观察”巴伦德列举了一些目光交流所传播的讯息：困窘、敌视、猜疑、不怕、命令等等。梅拉比安的结论是，一个人越喜欢谁，看谁的眼睛的时间就越长。

姿势有语言吗？多伊奇说，每个人都有一种基本的成为特征的静止姿势，一偏离这种姿势马上就会恢复。梅拉比安说，一个人同他讲话的对象靠得越近，他对这个人的看法越好。如果一个人的姿态很随便，这可能意味着（再次引用梅拉比安的话说）他不喜欢同他谈话的人，但是没有受到对方的威胁。如果一个人觉得受到威胁，他可能很紧张。如果一个人喜欢同他谈话的人，他可能稍为随便一些。人们对地位低的人最随便，对地位相同的人次之，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最拘谨。身体的放松程度是具体传播行为之一，曾被相当准确地测定。梅拉比安说，向后倾斜十度以

上表示极其放松。最拘谨的表现是手上肌肉紧张，姿势呆板。适中的表现显然是前倾大约二十度，向一边倾斜不到十度，弯腰，要是妇女的话则是两臂张开。人们为了辨认可以具体测定的表示感情、态度或者意图的身体或面部特征或举止方面，曾作出一些努力。例如，面部表情已经编成颇为详细的符号，然而总还不那么具体。利用非语言的视觉提示来预言内心状态的比较有意思的

尝试之一，是麦科比试图从关于一个班级的学生的影片中估计学生是否理解教给他们的东西。用这种办法作出的估计多少比碰运气要好些，如果判断者（教师）得到指导，估计得还要好一些，但是这种方法并不很有用。声音的语言相对说来比较容易理解。演员证明他们通过细微的音调、音量或时间的变化，可以使同样的话产生许多不同的感情色彩。例如，费尔班克斯和普罗诺沃斯特让一些演员朗诵同一段话，表达出（他们想要表示的）愤怒、担心、悲哀、轻蔑和冷漠的感情。听这些朗诵录音的学生很容易分辨出这些感情。一些研究人员设法制造“无内容的讲话”——把录音放得很快，使人无法听懂字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时候还是可以分辨出不同的感情——例如，区分出爱和憎。一些实验者让一些演员用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讲话技巧——停顿、提高声音等——来强调一段话的不同部分。正如预料的那样，被强调的思想或名字听众最可能记住。所以，人们讲话的方式同讲话的内容一样，传播着重要的信息。

穿着也是一种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大家都是穿的制服——不管是工作服、运动服、礼服、警服、军服和牧师的服装，它们把我们的一些情况和意图传播出去，有时还表示我们对我们要访问的人或者一同出去的人的尊敬。这种穿着可能鼓励见到我们的人采取某些行动和抑制另一些行动。正如戴维. 费班所说的：“一个穿游泳裤和另一个穿礼服的人之间的传播很可能与穿着同样服装的人之间的传播不同。”罗杰·布朗这样形容“哈佛广场的人”：“如果一个年轻人留胡子或者背绿书包，那他就是哈佛大学的；如果他穿室外穿的短茄克，那他就是城里人。穿深色时髦长统袜的姑娘就是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威尔伯特·麦基奇发现，涂口红会改变男性接见者对申请就业的女性的印象。我们早就知道，戴眼镜的年轻人往往被认为比不戴眼镜的人勤奋和聪明。

颜色有语言吗？费班概括出这样一个一般的结论：“暖色”——黄、橙、红——刺激人们的创造性，让人们感到更外向，比较愿意同其他人接触。据认为“冷色”往往“鼓励深思和思路通畅”，也可能使人不愿意谈话。费班说，有人提出，人们应该在红色的屋子里进行创造性的想象，然后到绿色的房间里实现他们的想法。

气味有语言吗？虽然出售香水、肥皂、除臭剂和修面后用的香水说明有些人认为气味传播讯息，但是对气味传播的研究还很少。作家和学者一致的看法是，气味有一种很强的使我们回忆起过去的能力。食物的气味使我们想起母亲的烹调；鲜花的香味使我们想起很早以前的春光和我们童年时呆过的乡下，大概也会想起我们亲密的朋友；火车的烟或者蒸汽仍然会使人想起过去艰苦的旅行。若斯特. 梅尔洛写过一篇题为《气味的世界》的生动散文，谈起他回故乡海牙的观感：

我感到，我还在寻找一棵特别的老树或者一个喷泉，

寻找远处首先出现某种奇迹的标志。

接着，在拐弯的地方，我嗅到一种已经遗忘的具有

魅力的气味——过去熟悉的海风，带着清心悦目的咸味

从海洋刮来的风。我们深秋时冒着瓢泼大雨步履艰难地

通过沙丘与之搏斗的狂风暴雨，正是来自那个方向。

我漫步经过母校，又一阵混杂的气味勾起了我种种

回忆——带着浴室气味的木地板和孩子们潮湿的衣服，

似乎所有地方的学校都是那样。

再往前走，我发现一个小码头，各种食品——咖啡、

乳酪、发霉的面粉——和飘浮在水上的腐烂的木块散发

出刺鼻的气味。走到公园，鲜花盛开，发出浓郁的香味。

在一条狭窄的街上住着一个卖酒的，过去经过他的店铺

时，我总要深深吸一口从他店铺里发出的令人陶醉的酒

味。当面包师从炉子里拿出刚烤好的新鲜面包时，我也

会这样。它使我怀着渴望的心情馋涎欲滴。

我们大家都知道，时间是有语言的。在美国，一个人应邀参加宴会，迟到半个多小时，一般是不礼貌的；准点去即使算不上不礼貌，也是出乎意料的。办事的约会则是另一回事。要是晚一个小时，那就是在传播你相当不满意的心情，人们很可能以差不多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你。另一方面，在瑞典，不管是赴宴还是赴约，最好准时去。在拉丁美洲，你会发现人们的时间观念很模糊，晚一个小时根本谈不上不感兴趣或者不喜欢。正如费班所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钟，它本身就把我们的一些情况传播出去（例如，我们起得早，工作努力。我们是否严守时间等等）。

那么空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呢？我们知道，稍稍调整一下家具的位置就能大大改变传播的信息和人们对住房或办公室的主人最初的看法。例如，许多内科医生和精神病医生发现把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桌子拿走，病人会自然得多。萨默观察到，大学生在气氛随便而谐和的情况下同有竞争的情况下在教室里挑选的座位是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坐在一起或者选择一个角落；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坐在后面，或者选择一个同可能的主要竞争者面对面的地方。

所有的人似乎都有一种个人空间感，即他们同其他人接触时喜欢保持的距离。文化不同，这方面的差别有时相当惊人。例如，拉丁美洲人喜欢同讲话的人靠近；而许多北美洲的人则喜欢保持相当大的距离。曾经传说过这样的事：具有“喜欢亲近”的文化传统的人为了在他们认为适当的距离同别人说话竟然跳过一张桌子。人们还讲过这样一件好笑的故事：一个拉美人把同他讲话的一个北美人逼得从一条长长的走廊的一端退到另一端，谈话的一方尽量想靠近一些，另一方则往后退，以保持他认为应有的距离。

人造的环境有两个传播效果。首先，它传撒了关于谁布置这个环境或者谁住在其中的信息。其次，它对发生在其中的那种人类相互作用有影响。建筑师萨里南说过，他难得感到对一间房间漠不关心，要么是房间支配地，要么是他支配房间。据说画家杰克逊·波洛克说过，他一走进米斯·范德罗设计的房子就“感到非常紧张”，以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巴伦德写到明显不同的环境对人类相互作用的影响。例如。他说，“加尔各答的街道、巴西利亚的大路、巴黎的左岸、京都的花园、芝加哥的贫民区、下曼哈顿的峡谷”为人类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不同的背景，因而影响了传播和其它行为举止。

所以，尽管非语言的符号不容易系统地编成准确的语言，但是大量不同的信息正是通过它们传给我们的。现在让我们回到口头符号上来，在这方面，语言的符号总要明确一些。

第五章 传播代码

儿童能够如此迅速、如此早地学会口头语言，似乎很令人惊奇。因为要达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分清不同声音的界限，识别不同声音的关键差异，然后把一组一组的声音同环境和群体行为联结起来。最后，儿童还必须学会怎样发出所有这些音以及怎样运用声音来帮助满足他们的需要，来进行学习和思考。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一个年龄上，即从其它任何一个方面来看，他们还

是离不开大人的幼儿。

对此，心理语言学家约翰·卡罗尔说过这样一段话：

儿童说话从咿咿呀呀开始，然后会发别人可以辨别

得出的辅音和元音，会说不连贯的单词，接着会说两个

单词组成的句子；在满三岁时，能够组成符合简单语法

的句子。这是一种特殊的本领--考虑到幼儿几乎没有

受过直接的语言训练而语言学家却须建立一种语言结构

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生成自然语言所能生成的几乎是

无限的可以成立的句法结构，即使操各种不同语言的儿

童也能通过学习来理解和表达这类句法结构。

因此，显然通过社会经验和社会加强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儿童在掌握许多比较简单的举止动作技能之前，练就了学会一种语言的惊人本领--语言是他们掌握的第一个微妙的学习工具。这提出了几个有趣的问题。第一，儿童是否带着某些天生的语言文法概念降临到世间的，以致他们比其它灵长目动物更容易学会一种人类语言（虽然他们要学会另一个星球上的语言也许比

较困难）。

这是诺姆·乔姆斯基的观点。近几年来，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理论对语言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理论认为，儿童是带着某些天生概念（包括用大脑表达一般语法）来到人间的，这就使他们在幼年学会一种语言，并通过一系列转化--乔姆斯基的语法就叫做"转化"语法--来产生那种语言中的无数句子。换句话说，学会一种语言不仅仅依靠交往和某种口头回答的得益，而且还依靠人类通过许多代人使用语言的经验所形成的某些固有能力。

乔姆斯基是抱着遗传观点加入不断进行的关于遗传与环境问题的争论的。正如在这场争论中的其它方面，一致的看法似乎是人类学习语言一半依靠遗传因素，一半依靠行为经验和奖赏。任何人都不难相信：儿童由于具备某些天赋特质，所以他们比其它动物更容易学会一种人类语言。争论的问题实际上是他们具备了什么特质：是各种能力还是各种事先安排好的条件，还是命题性知识，即乔姆斯基所认为的掌握一种特定语言语法的遗传性基础。"陪审团"还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不过，乔姆斯基的理论还提出了其它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其一是，如果婴儿继承了学习某种明显地为人类所特有的语言的能力，这岂不意味着存在过一种原始人和一种原始语言？哈佛大学

哲学家希拉里. 普特南对此作了有力的论证：

假设使用语言的人类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方独立

进化。假若乔姆斯基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就应该有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人类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原始人繁衍

下来，每种人类的正常儿童就学不会另一种人类使用的

语言。既然我们没有看到这种现象....我们只能作出这

样的结论（如果先天性的假设是对的）：语言的使用是一

种只出现一次的进化式的"跃进"。据此，所有人类的语言

极有可能派生于一种单一的原始语言。

虽然世界上目前存在着三千种左右的语言，但是这些语言都有一个基本相似之处。约瑟夫·格林伯格曾指出，在世界各地的语言结构中有不少明显的"共性"。尽管事实是我们许多人把德语

或汉语或斯瓦希里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时候有不少困难，但是没有任何经验可资证明一个在英国长大的德国孩子在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来学习时不象一个英国孩子学起来那样容易。或者，一个由中国家庭在中国带大的爱斯基摩孩子学起汉语来不如他的兄弟姐妹在他们的家里学习爱斯基摩语那样容易。这种遗传能力无论大小，似乎适用于一切人类语言，虽然不适用于海豚语言（如果有的话）或人造语言或假设的另一星球上的语言。可以这样说，乔姆斯基的见解引导我们走回去经过通天塔到了伊甸园，在那里--作这样的假设似乎合情合理--所有的人都讲同一种语言。

这种见解引起了另一个重要问题。人类语言是根据经验创造的人类代码。那么看起来，这种语言代码不就决定着人类怎样把从经验中获得的信息进行处理吗？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到沃夫--萨皮尔假设上来了。这个假设首先由本杰明·沃夫提出来，然后由爱德华·萨皮尔加以进一步发展。

第一节 语言符号和代码及沃夫-萨皮尔假设

沃夫和萨皮尔认为，人类是沿着他们的本族语言所奠定的方向来剖析大自然的。因而，语言不仅作为学习的途径，而且起着对学到的东西进行取舍的过滤作用。萨皮尔说过：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已成为所处社会的表达

工具的那种特定语言的支配。如果设想一个人不使用语

言而能基本上适应现实生活以及语言不过是解决传播或

反映方面的具体问题的辅助手段，那么这种设想纯粹是

一种幻想。这方面的事实是："现实世界"在很大大程度上，

是无意识地建立在群体的语言习惯上的....所以我们既

看且听，同时还进行大量其他方面的体验，因为我们这

一群人的语言习惯首先就倾向于几种解释。

这似乎是一种常识，即语言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一面我们观察世界的透镜，以及把我们从感觉经验中抽象出来的意义加以编排存档的系统。汉夫举了霍比语的例子，这种语言区分动词和

名词的方法与英语不同。在英语里，人、房子、闪电、山是名词；跑、跳、打、说是动词。霍比人看待事物的方式是不同的：词语能持续多久？像闪电、波浪、火焰、喷烟这些持续时间很短的词只能是动词。名词代表持续时间较长的事物，如人、山、房子。同样，霍比语里有个名词，它可以表示除了鸟以外的全部会飞的东西；鸟由另一个名词表示。霍比人实际上用同一个词来称呼飞机、飞行员和昆虫，并觉得这样称呼没有任何困难。汉夫认为这个现象证明了霍比人通过自己的语言组织了与其它许多文化不同的经

验世界。

他指出，爱斯基摩人会觉得把一个有关雪的词限制在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词里是几乎不可能的。在爱斯基摩语里，正在落下的雪、半融的雪有不同的表达的词汇；此外，还有几种雪的表达法。而阿兹台克人则用不同的词尾的同一个词来表示寒冷。冰和雪。还有人说，阿拉伯人有大约六千个关于"骆驼"的词。大多数是其他很少见到骆驼的文化所没有的。因而这表现了人类的经验不同，在关于骆驼的代码上也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作为人的现实知识的决定因素的这种关于语言的概念，并没有被所有语言学家接受。它已证明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研究课题，人们希望看到的大量科学证据尚未得到。不过，象布

朗和伦尼伯格这样的学者却认为：英语只有一个词代表雪，而爱斯基摩语却有许多词来表达雪，这种现象并不说明操英语的人不能够区别这些不同的雪的现象，而是雪对他们来说并不象对爱斯

基摩人那样重要。因此，英国人也就觉得没有必要创造许多有关雪的词。同样，阿兹台克人对雪的体验比操爱斯基摩语或英语的人更少，所以他们有关雪的词汇就更少了。美国人不是常常看到

骆驼的，因而简直不需要六千个与骆驼有关的阿拉伯语词汇。

问题的核心是因果关系。语言对于人们处理信息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以及人们处理信息的需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语言？是否可能有相互作用？爱斯基摩人需要较多的关于雪的词，阿拉伯人需要较多的关于骆驼的词，目的都是为了有效地处理有关这两样东西的大量信息。假若美国人和阿兹台克人有这种需要，他们也会创造多种代码吗？为了有效地处理他们必须处理

的各种信息，科学家已创造了一些他们自已的词汇，其中有许多是很抽象的。非科学工作者如果参加学术性会议，可能会觉得他们也是在听一种陌生的语言以及觉得科学家观察世界的方法就是

与众不同。因而，任何文化处理来自某种特定经历的信息的需要，一定在某种程度上确定哪些语言形式在发展。这些形式在使用时，往往会引导抽象形式，甚至会引导那些已被编制成代码的信息，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譬如，如果可能的话，一个科学家难道不会采用现成的术语来编制代码而一定要创造新术语吗？

以我们已经借喻过的霍比人对待时间为例。很难说这跟霍比文化相对缺少时间概念的压力无关。但是，一旦被划定一套范畴，就象霍比文化为它的语言所制定的那样，难道在与另一种文化就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里时间极为重要）进行交流时就不会有某种困难了吗？沃夫曾诙谐地写过哪一种学科可能从霍比语范畴发展起来以及来自霍比文化背景的科学家会怎样影响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科学家。他说，"霍比语语法"

....使人容易区分短暂的，持续的和反复的事件，

以及表明所报道事件的实际次序。这样，人们不借助空

间时间的概念就能描绘宇宙。一门根据这些内容创立起

来的物理学的情况将是怎样的呢？据我所知，它的情况

十分好，尽管它当然需要不同的概念，也许还需要不同

的数学。当然，速度也必须包括进去。霍比语里没有一

个词同我们语言里的速度或迅速真正能对等。用来翻译

这两个词的通常是一个可以伴随任何运动的动词、含义

为"强烈的"或"非常的"词。这里有一个关于我们的新物

理学的性质的提示。我们也许得介绍一个新术语I--

INTENSITY（强度）。不管我们是否把一个事物或一件

事看作是运动的还是持续的或者有在的，每个事物或每

件事都将有一个I。电荷的I兴许会是它的电压或电势。

我们要用钟来衡量某些强度，或许应该这样说，衡量某

些相对的强度，因为任何事物的绝对强度都是毫无意义

的。我们的老朋友"加速度"将依然保留着，但毫无疑问

要用一个新名称。我们也许称它为V，不过它的含义不

是速度（VELOCITY）而是变速（VARIATION）。或许

所有的增长和积累都将被视为V。我们不应在时间观念

里有速率的概念，因为，象速度一样，速率采用的是数

理时间和语言学时间。当然，我们知道，所有的度量尺

寸都是比率，但是，正如我们不会把与一个尺度作了比

较后而标出的一段距离当作比率一样，我们也不会把与

一个钟或一个行星的标准强度作了比较后而得出的强度

大小当作比率。

一个来自使用时间和速度的另一种文化背景的科学

家要我们理解这些概念会有很大困难。我们谈论某种化

学反应的强度，而他则会谈论它的速度或比率，开头

我们会以为这两个词在他的语言里只是表示强度而已。

同样，开头他也会以为强度不过是我们表示速度的词而

自已。在讨论的开始阶段，我们会意见一致，到后来我们

便会产生分歧，也许双方都会意识到各自所使用的是不

同的合理化体系。他会发现：要使我们理解他说的化学

反应速度的真正含义是非常因难的。我们没有一个词能

合他的意思。他会试图通过把速度比作一匹奔马、比作

好马与懒马之间的差别来加以解释，而我们则应该一边

傲然大笑，一边努力向他说明：他的类比也是不同的强

度罢了，除此之外，一匹马和一个烧杯里的化学反应几

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我们应该指出：对于地面而言，

一匹奔马是在地面运动，而烧杯里的东西却是静止不动

的。

现在没有必要绝对接受或绝对拒绝沃夫-萨皮尔假设，当然也不必去考虑它证明是对的还是错的--就目前为止的研究情况来看，它显然尚未证明是错的。现在要的是要认识语言对于文化的特别密切的关系。文化同语言的关系犹如一个人的个性同一个人的传播的关系一样。处理信息的文化需要在一个漫长的时期里决定着一种语言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当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时，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文化的新词汇、新的语言形式会连同新思想和新概念一起被另一种文化所借用。在某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说的是那种文化的语言，自然也会用那种文化中的共同十语、共同语种和共同关系来处理信息。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并不是我们看待现实的方法正在受到一种语言的影响，以致我们正在受到某种文化的社会化。象生活在那种文化里的人们一样，我们正在成长起来，并接受那种文化的观点、习俗和世界观。这些都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了。因此，在每一次传播中，我们的文化总是与我们同在，它反映在我们的语言里，井通过我们的语言得到反映。 在这里不可能深人透彻地讨论语言，也不可能将一批真在第一流的语言学学者在最近几十年里对语言的分析进行罗列。那些想在文学中抽样检验的读者可以先从乔姆斯基的一九六八年的著作的第一章中对不同语言学观点所作的介绍着手。不过，在接下来的几页里，我们可以至少提出这个既灵活又敏感的人类传播工具为其使用者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第二节 语言的若干问题

正如萨皮尔指出的那样：人类语言实际上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我们平常所称的语言，它是所有围绕着语言而做出的语言行为和统一因素；萨皮尔和别人选定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说话，

也就是使用语言的特别行为--说话行为。

按照这些说法，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规范，是经过编纂整理的文化的一部分，是可以编进词典和语法书的为人们一致同意的符号体系。另一方面，语言行为是一种个别行为；它与语言大家庭的习惯是一致的，但它可能同词典上的语言和语法书上的语言相差甚大。实际上，语言是由语言学家和语法学家组织起来的一种假设结构，其目的是为了解释早在语言经过系统分析以前就在

进行的口头传播现象，也即所有儿童在学写一个句子或讨论句子结构之前就学习的东西。

我们谁都不说规范的语言；我们说的是我们所听到的语言，说的是正在使用和我们正在加强的语音和句型。我们学写作时，比较接近于使用规范语言（在许多情况下是太规范了），但是即使在这里，我们的行文也是不尽合乎规范的。如果我们当中有足够多的人采取不同的行文方式，规范就会改变。因为规范语言是随着人类传播的产生而产生的，而不是人类传播随着规范语言的产生而产生。

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访问者毫无疑问会带着的语言行为的图像（如果给他们一本语法书和一本词典，并允许他们在一种语言社区里徘徊，听人说话和与人交谈）将是一套符号，这套符号与我

们可能会用统计学术语称呼的"中心趋势"是一致的。这个中心趋势就是规范语言。然而，我们的星际访问者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时，会察觉规范语言有多种变

异。

比如，请想一想在经过英国各郡，从伦敦到约克到苏格兰的短暂的汽车旅行中，他们会听到英语单词的各种各样的发音；请再想一想他们对有些词语在不同的卜下文里有不同的含义所可能

感到的迷惑程度。例如；"我喜欢龟"（I love fish）这句话在水族馆里说，可能意味着说的人喜欢水缸里嬉游的有鳍生物；在餐馆里说，则可能意味着说的人觉得鱼这道菜很鲜美。那些来访者熟谙了这个区别后，又听到有人被叫做"可怜的鱼"（意思是"愚笨易欺的人"），他们就不知道这句话指的是鱼的那个方面了。接着，他们开始碰到象则"I'd love to"（我很愿意）、"love

THAT TUNE"（喜爱那个曲调）、"My LITTLE LOVE"（我的小宝贝）以及"I love you"（我爱你）。对于最后这个短句，他们不大可能解释成"我觉得你烧热后很鲜美"。但是，这种不同上下文里的不同含义是很难使各文化与各文化分支之间的交流变得容易一些的。到地球上访问的火星人在纽约地铁线上听到"下百三"（HUDNATHERNEX）时，也许需要别人帮助才能译出"下一站第一百零三街"的意思。他们也许要花一些时间才能区别得了下列句子的不同之处：'What are you doing? "

（你正在做什么？）、"What are you doing? "（你正在做什么？）和"You are doing what? "（你正在做什么？）。他们回到自己的星球后，也许会就"你知道"这一句当今年轻一代的口头禅的各种含义写一篇学术文章。倘若从规范语言学起，他们就会费很多时间来摆脱它的束缚。

十分奇怪的是，口头语言的最大力量之一也是它的最大问题之一。这就是它处理许许多多的抽象水平的能力。一方面，不同的抽象水平使人们能够向儿童和哲学博士谈论同样的话题（用不同的速度），能够象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把尽可能多的信息编成特别的代码，能够在现实与现实是什么这一哲学问题之间轻松自如地转移话题。几年前，S.I．早川为了说明人类的思维和谈话能够进行的各个水平，曾设计了他称为"抽象的梯子"。他说，这是人们站在各个梯级上观看"奶牛贝茜"的途径：

第一级 科学上知道的微观奶牛和亚微观奶牛

第二级 我们所看到的奶牛

第三级 贝茜--我们用这个名字来辨认所看到的

特定对象

第四级 奶牛--我们用这个符号来代表我们从所

看到的或所听到的贝茜和所有其它奶牛身上总结出来的

"奶牛式"特点

第五级 牲畜--这是一个更抽象的符号，代表奶

牛与猪、小鸡、绵羊等共有的特点

第六级 农场财产--这个符号代表牲畜与农场里

其它可出售的东西所共有的特点

第七级 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这是农场和其他可

出售的东西所共有的特点

第八级 财富--这是所拥有的财产程度，可能包

括贝茜的价值，但也可能包括更多更大的价值。

人们在这架梯子上爬得越高，贝茜的具体特征就越是湮没在总的含义望。这就是赋予人类语言把不同数量的信息编成单一符号的能力的东西（即"抽象的梯子"）。人们可以研究最具体的或最抽象的水平。人们可以讨论一头具体的奶牛（或从生物学上讨论它的一部分）。人们可以用一种代码作为那头奶牛的符号，这种符号能使人们找回那头具体的奶牛的照片，那头奶牛与人们可能知道的其它奶牛（如海尔加、珍妮、海伦娜皇后，或它们可能被编成的无论什么代码）是有区别的。人们也可以顺着梯子继续往上爬，把更多的东西和经历用代码编在一起。

一方面，这种办法见效神速，大大加快了信息处理。说或者认为"农场财产"这几个字比列举奶牛贝茜、奶牛海尔加、山羊乔治、七十六只母鸡、八只公鸡、拖拉机、谷仓以及抽象术语所包

括的也许有成千上万种其它东西来不知要容易多少，迅速多少。然而另一方面，你和别的什么人站在贝茜旁边谈论它时，几乎毋庸置疑，你们两人将会谈论同一个东西。而象财产这样一个抽象名词则可能被解释成各种意思--征税人的解释也许比可能的购买者和未受过教育、别人听不懂其意思的人的解释更要不同些。因此，在梯子的抽象一头，人们可以较快地处理信息，但只是为了较少的人，而且伴有较大的误解风险；在另一头，人们可以与许许多多的人进行交流，但不太经济。大多数科学上的谈话（科学家之间的谈话）往往是抽象程度很高的谈话；最实际的、日常性的谈话往往是抽象程度很低的谈话，这是为了便于人人都能参加。

关于政治和价值的谈论迅速地攀进了抽象概念，这些抽象概念往往会引起误解和引进感情色彩浓重的言词。温德尔·约翰逊曾举例说明过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

如果你的收音机、汽车或电熨斗出了毛病，你会请教

某种行业的工匠或机修工；在你和机修工的交谈中，双方

（尤其是机修工）所使用的语言是非常直截了当、非常实

际的。你不会用四十种不同的"尊敬的"名字来称呼火花

插头，在谈论GENERATOR（发电机、生殖者）时，你俩

谁也不会脸红；当机修工告诉你说你的一根管（TUBE）

坏了时，你不会认为这是对你个人的侮辱也不会发怒。

这是因为你们使用的词与你们交谈的内容之间，或者说，

"自身"与要谈的事惰之间，有一种起码的联系。

不过，这一切在任何时刻都可能发生惊人的变

化....比如，你们也许会转而谈起政治或宗教来。你们

刚才一直在显露的明智练达很可能会象一只惊鸽那样消

逝得无影无踪，在交谈中，你们可能会各执己见，互不

相让。除非你们两人中有一人（最好是两人）的言词机智

得体，否则，你们两人中有一人，也可能是两人，会把

"你本人"同所说的话联系起来，把所说的话与可能要说

的话联系起来....如果你们两人中有一人，也可能是两

人，无论在私下里还是在公开场合都没有得出结论认为

对方是"赤色分子"或"无神论者"，你们就算走运。

有效传播的一个秘密是把一个人的语言保持在听众能够适应的抽象程度上的能力，以及在抽象范围内改变抽象程度的能力，以便在具体的基础上谈论比较抽象的内容，使读者或听众能够不感困难地从简单熟悉的形象转到抽象的主题或概括上来，并在必要时能够再回到原来的形象上去。如果你看书很仔细，你也许会对甚至在大诗人、大小说家、以及某些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作品里所出现的大量的简单词汇和具体形象感到惊讶不已。只有那些自以为是的作家，那些只想到自已的作家，才会不去注意传播对象，或试图给他们的贵族听众--这些人专门寻觅罕用词、多音节词和非常抽象的公式化说明--以深刻的印象。

寻求合适的抽象程度和抽象数量是我们在使用语言中碰到的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也许会称之为"简单化"的倾向。面对着复杂的概念和非常抽象的论述，我们往往尽可能地简化它们的符号。不幸的是，我们所使用的办法之一就是语义学家所称呼的双重价值方向。我们倾向于把概念、观念和人们编成要么是这个要么不是这个的符号，编成要么是好的要么就是坏的、要么是朋友要么就是敌人、要么是成功要么就是失败的符号，避而不作细致的区分，回避承认某些东西可以一部分是这样，或一部分不是这样。我们夸耀自己能够考虑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却忘记了第三个方面--甚至还有第二十五个方面--也极有可能存在着，并值得我们注意。正如约翰逊所说--他不同意卡伦·霍尼所谓的"我们时代的神经质的个性"的说法--这不是健康的征候。它使得在人和在政策上变得严峻起来。

另一种简单化是创造象征性的形象以便为一部分流过我们身边的信息潮流编制代码。肯尼思·博尔了在他的著作《形象》里指出：人的想象力只能承受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当复杂性变得不能承受时，想象力就会遇而变为简单化行为，例如象征性的形象。他说，一个象征性形象

....是各种规则和结构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组织的一 种粗略概括或标志。在政治生活中，尤其在国际关系中， 这种象征性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我们把美 国看作山姆大叔，把英国看作约翰牛，或者把俄国看作 表演节目的熊。在一般情况下，有价值的形象并不构成

一串又冗长又详细的可供选择的单子，并且按地位高低 审慎地编排好。相反，它们构成一种"态势"，这种态势 在某种意义上概括了极其复杂的选择对象和境况的网 络。例如，在基督教里，多少个世纪以来，十字架或圣 母玛丽亚的象征性形象一直焕发出巨大的召唤力量，这 是因为这些象征性形象通过基督教的方式概括了整个价 值系统，概括了对待生活和宇宙的全部态度。政治的形象 在不同的程度发生同样的作用。这些象征性形象的创造 者对人们的想象力和事物的进程起着异常巨大的作用。

比如，我们来看一看美国政党的形象吧。

共和党被想象成一头象：老态龙钟，富有威仪，有点

迟钝，也许不十分精明，但却饶有智慧，勤勉正直，相

当保守，在周围世界中有点落落寡合，有耐性而皮厚，

但偶然也能发出几声含混的怒吼。民主党被设想为一头

驴：活跃，敏捷，聪颖，对自己有点捉摸不准，有点自命

不凡，行动迅速，敏感，有点庸俗，愉快而又荒唐。这两

个形象常常出现在漫画上，对制造政治气候具有重要意

义。

在国际关系中，民族的象征性形象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确实，可以探讨的是，这种形象已发展到这样的

程度--在它的极端化的形式方面已呈现出严重的病

态。民族的象征成为某种图腾崇拜的对象。漫画和政治

演说不断在强化各民族的各种作用的形象，这些民族具

有所谓的"真正的"品格--狮、熊、鹰 爱、恨、拥

抱、拒绝、争吵、好斗。通过这些象征，冲突的网络不

是被看作由优质的个别纱线织成的时时在变的，瞬间消

失的、不稳定的网络，而是被看成各大对抗集团之间常

常进行的激烈的争夺。这种象征性形象是挑起国际战争

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生存的主要威

胁。

不用说，今天，在创造博尔丁所说的那种简化的形象和标语方面，大多数能够左右舆论的领导人本身都是专家，或与专家有关系的人。因此，公共传播今天的一个问题是要愿意并能够看透这些刻板的简化形象和标语，并把它们与一个人对复杂情况的现实经验衡量一下。现实是复杂的。简单的语言往往使得掌握现实更难而不是更容易。因而一种有成果的传播关系必须在两个极端中间保持平衡。它必须建立在参与者能够舒适地工作的抽象水平上，必须包括足够的实例和说明来固定抽象水平。

说到底，正是我们自己要对各种现实图象负责，我们能够把种种现实图象储存起来以便指导我们的行为。我们需要从各种大众媒介、教育制度和我们信息的其他提供者那里得到相当特别的帮助，但是我们必须要求这些方面提供这种帮助。这就要求我们保持一种批判的姿态和不偏不倚的回答。每一位语义学方面的著作家都说极少遇到一个人既耐心又专心倾听别人说话并且"提出各种问题，好象他真的在听而不是好象他正在等着抓住一个空档来接过话头。"在铿锵有力的演说、优美动人的文笔和令人难忘的电视上的表演风度面前，我们的批评能力竟常常发挥不出来！早川说，"有些人"停止倾听"别人正在说的话"，似乎"只对那些词的声音给予他们的可以称为温柔的内向信息感兴趣。正象猫和狗喜欢让人抚摸-样。有些人也喜欢不时地受到言语上的抚爱....由于这种听众为数甚多，所以，智能上的缺陷对社会生涯的成功--对舞台生涯或电台生涯的成功、对教师生涯或牧师生涯的成功--几乎不成其为障碍。"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是区别开各种把某样东西说成是真的不同方法。早川举了以下几个例子：

某些蘑菇有毒（这种说法已被科学所证实）

萨莉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姑娘（至少有人这样认为）。

人人生来平等（这是我们认为应该服从的指令）

（x＋y）2 = x2＋2xy＋y2（意味着这种说法同那种可

以用代数表示的说法是一致的）。

我们或许还可以加上：

这是人民的政党（意思是大选时刻又来临了，政党

之间并无任何特别的差异）。

人总是要犯错误的。我们不能指望自已完美无暇。然而，更应该对我们用来扫描周围世界的不完善镜头负责的是人的过错，而不是语言的缺陷。在结束本章之前，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某些特点是怎样阻止我们运用语言来理解一幅协调的描绘现实的图象。几年前，英国广播公司的几分钟插科打诨式的"智囊小组"节目嘲笑了许多人创造关于他们周围世界的图象的方法。伯特兰·罗素"列举了"他所谓的一个"不规则动词"的变化形式。下面就是他列举的几种形式：

我很坚定。

你很固执。

他是个顽固的蠢猪。

后来，《新政治家》周刊和《民族》周刊举办了类似的"不规则动词"比赛，下面是这两家杂志收到的条目：

我才气横溢。

你异常健谈。

他醉了。

我有理由感到愤怒。

你生气了。

他无事生非。

但是，读者不要以为我们提出这么多人类语言行为的问题也是在"无事生非"。语言是设计美丽的工具。但是即使一辆弗拉里牌的汽车或一辆奔驰牌的汽车，也必须靠人驾驶，而且有时候也

要调整机器。事实上，工具越精美，对于技巧的要求也越高。人类语言向它的使用者提出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