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个讲座，我想主要和大家谈一下新闻学的科学研究问题。我们怎么从事新闻学的研究、传播学的研究？我想从我们研究当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来提出我们现在新闻学研究的一些课题。我觉得，任何科学研究包括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么一个框架——从问题到理想模式。这就是我们新闻学研究要解决的全部问题，我们新闻学的研究就是要从解决问题开始。

什么是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理论就是理想，就是可以实现的理想。所以我很讨厌我们平常研究中所说的一个词“理论色彩” ！什么是理论色彩？色彩是涂上去的东西，理论是不能涂的。现在我们经常说这篇文章很有理论色彩，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理论是附加上去的，实实在在地讲，我们很多所谓的文章的理论就是涂上去的，引两句别人的话看上去就很有理论色彩？这不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必须从现实的问题出发，解释问题，通过我们的分析、通过我们的归纳、通过我们的概括，从而能够实现一个理想的决策，这就是我们科学研究所要做的事情。

现在，实际上在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当中，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找到问题。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事情。我觉得在当前我们新闻学研究中，有五大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类问题就是“伪问题”。什么叫伪问题？假的问题。前不久我看到一篇文章叫做“新闻价值的哲学思考”，思考什么？哲学这么高，新闻价值这么具体，什么是新闻价值的哲学思考？看了半天都看不出名堂来，因为他提出的就是一个伪问题，现在我们的新闻学期刊上有太多这样的课题，就是这样的伪问题，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因为是现实当中不存在的问题，是他凭空思想的问题，这是第一种。

第二个问题是已经解决的“旧问题”。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当中另外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重复，不断的重复。因为现在很多人提出问题从来不先进行文献梳理，任何一个问题应首先看看别人做过没有，别人说过什么话，在这个问题上前人做了多少。所以现在不论是我们的博士生论文还是硕士生论文，第一个事情，提出题目以后首先做文献搜索，文献梳理，别人讲过没有，出过什么书，写过什么文章，提出过什么观点等。如果你这个工作不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我一律不看。

现在网络的发达，给我们带来搜索文献书籍方面的许多好处，但是现在另外一个问题是大量的剽窃，把人家的东西移花接木拿过来。我们新闻学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每年都会发现一两个抄袭的，很简单，我们开会给学生讲你们自己检查，如果说你们抄的自己拿回去；论文通过之后一旦发现抄袭，对不起，永久地取消你的答辩资格，这没办法。有人说你老师怎么不把关？老师也不是天才啊，那么多文献资料老师怎么能看得过来！学生首先要做的就是诚信。

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科学研究包括新闻学研究都很同质化。打开各种各样的杂志，比如说打开这两年中最热门的经营管理，到目前为止真正的好文章我还没有看到，不断的重复，不过就是换一个说法而已，或者说把人家国外做过的东西拿过来改头换面说是自己的。这是现在我们新闻学界当中文献研究非常缺乏的薄弱环节，这个薄弱环节是我们已经解决的旧问题。我们很多人缺少判断，没有创新，所以是无效劳动。

第三个问题是“空问题”。空对空，乌托邦的。大概两年前，中国的哲学界、新闻界被德国的哈贝马斯搞得神魂颠倒，几乎所有的论文都在说他提出的“公共空间”理论。光我从网上搜索的，大众传媒和“公共空间”不下二十篇。他们希望把我们国家的传媒业和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对接起来。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是在哪个年代提出的，针对什么问题，我们看懂了没有？

哈贝马斯实际上是批判西方国家现代传媒业过于商业化的操作，挤压了公共空间。实际上公共空间是指在17、18世纪的一种小镇上的小媒体，人人都可以写文章，形成了一种像公共咖啡馆这样的公共空间的小媒体。西方这么高度民主自由的国家都难以建立这样的公共空间，在我们中国有可能吗？这些问题都是空问题。我就给学生讲，中国的媒体的公共空间换一种说法就是文人办报，或者叫同仁办报。

最典型的、最勇于创建中国的公共空间的就是《南方周末》，这批知识分子话语中有非常崇高的理想，但是《南方周末》在中国也只能做到异地监督。像《南方周末》他哪有可能监督广东省！他照到的永远只是外面的，而不是他自己！不是他不想照而是他不能照。广东监督湖南，湖南监督广西，中国监督美国，美国监督中国，中国的舆论监督永远都是异地监督。因为他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这种国情上建立一个公共空间，把大众传媒一定要和公共空间拼凑到一起，这绝对是一个空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大问题”。我们最近这两年不断提到的就是新闻自由的问题和新闻法的问题。我每到一个地方演讲，几乎所有的人都向我提出新闻法的问题。新闻法的问题不是你和我讨论的问题，我们没有资格讨论。因为这是整个中国政治改革面临的问题。而且一谈到新闻法、新闻自由就不可避免地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公民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问题，这是无可回避的。在中国媒体现实当中，新闻自由这个话题简直像是个违禁的话题。现在不是我们讨论新闻自由的时候，我们现在争取的不是新闻自由，我们争取的是谈论新闻自由的自由。如果我们连谈论新闻自由都战战兢兢的话，在中国何以谈到新闻自由！这确实是个理念的问题。

我们中国实际上在整个国家的发展当中有两个基本的选项：一个是公正与效益，另一个是自由与稳定。在我国前20年的发展中我们偏向于效益，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不够公平。你们一定会说有了公平就没了效益了吗？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欧洲的效益完全抵不过美国，因为欧洲是讲公平的国家,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主义榜样是北欧四国：挪威、芬兰、瑞典、冰岛。从摇篮到棺材，从吃饭到拉屎全部都包了。世界上福利最好的国家就是这四个国家了，没有穷人，也很少有百万富翁，这是很公平的，但效益相对来说就是差。美国相对来说就不太公平，贫富差距很大，但效益就是高。

现在,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但在某种程度上缺少了一些公正，强调的是效益，这是没有办法的选项，不管理论家怎样把它均衡起来，这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当然我们现在建立和谐社会，协调社会更多地偏向于公正，但如果过多的强调公正，我们的效益就会下去。在另外一方面，自由和稳定之间，我们国家整体的战略方针是强调稳定而压抑自由。你们肯定会说，难道自由就不稳定吗？理论家们可以提出许许多多道理，但是当政的人，没有一个敢拿自由当实验品，来考验社会的稳定。谁敢呢？就像一只老虎，放出去都收不回来了！

当我们强调民主自由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稳定谁来保证呢？这就是一个大的战略方针的选择。所以我说，这些问题确实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不管你谈论的是多么的慷慨激昂，义正辞严，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是整个国家一个政治进程的事情。一般的写一两篇文章，呼吁呼吁，但是真正要提出来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国家，还不是时候。这个问题太大，不是能够解决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是“泛问题”。太泛的问题，就是没有边界。没有边界，就是当我提出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概念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说它的外延和内涵这个边界不清。在我们的学术界不断提出新闻价值的问题，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不断的讨论，一讲到新闻价值，不知道多少学哲学的人都非常兴奋，马上就拿出价值判断，拿出价值体系，拿出价值观念。新闻价值与价值观、价值参照体系毫无关系。他不懂这个道理，这么一来把价值分解，是与非，好与坏，正与反，这些东西统统归进去。新闻价值观就成了大杂烩。

一个概念只能够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不明白。我们只是逮到一个事情，把所有问题统统放进去。比如，我们讲深度报道，一讲到深度报道，就想到新闻调查、长篇通讯、焦点访谈，什么东西都把它囊括在深度报道当中。现在我们的新闻学研究的最大问题就是一个概念把我们新闻学的所有问题一网打尽。这么一来呢，自己把自己给搞糊涂了。所以科学研究你提出问题，提出概念的第一步，是边界一定要清楚。你这个概念是什么？你的内涵是什么？你的外延是什么？这一定要明白，如果不明白，你首先就把事情给搞糊涂了，越陷越糊涂。新闻价值观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新闻价值很简单，就解决一个问题。至于这条新闻好与坏，它不管。这是另外一个体系要解决的问题。

体系的判断问题。任何问题研究的开始都是从概念的清晰开始。概念不清晰，科学研究没法做。现在我们学生中存在的很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的文章一写就混乱，写到后面自己都不知所云，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概念不清晰。概念不清晰的原因在于要弄清楚我们研究的到底是什么问题。例如，我们要研究深度报道，那么深度报道到底指什么？你一定要明确。比如说，我举个信息方面的例子。要研究信息的概念，要清楚信息是什么。因为信息的概念有60多种，电脑是个信息资源，图书馆也是个信息库。新闻学的信息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你不明白，信息的题目就没法做下去。所以说边界对于科学研究非常重要，我们的脑子清楚这一点。如果论文做不下去或者是问题搞不明白，或者一做就乱，那么，你一定是在一开始没有把边界搞清楚，也就是概念不清晰。

一讲到概念就会想到定义，其实概念和定义是两码事。每个人都按照概念生活，但是不会按照定义生活。定义是无关紧要的。例如杯子的概念，我们都是清楚的，但如果给杯子下定义我们就写不出来。鲜花我们也明白是什么东西，但是却不好给出定义。但是我们可以沟通，因为我们对于杯子和鲜花的概念是一样的，如果对一个事物的概念都不一样，就无法沟通了。因此，我们是依靠概念生活的，而不是依靠定义生活的，定义是无关紧要的。

现在我们很多文章都建立在定义上，关于新闻学的定义，现在有几千篇文章在做，有什么用？解决了什么问题？不解决任何问题！重要的是概念清晰明确。所以千万不要在定义上下功夫要在概念上下功夫。如果我们生活在定义上的话，我们一生要背成千上万个定义，那我们还怎么活？儿童从小开始说话就对概念很清楚，你让他拿一支烟，他不会给你拿一支粉笔。人年纪大了反而糊涂，例如有人在关于管理的论文中说了很多关于管理的概念，有什么用？只要告诉我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比如什么叫新闻？一个叫真实，一个叫新鲜就行了。至于定义怎么下，那是另外的事情。抓住最主要的东西就行了。

我认为在新闻学界最重要的事情，抓住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我们在座的新闻学的教师包括研究生们，有两个非常致命的弱点：其一，就是我们的知识结构太单一了；其二，就是离开实践太远了。比如说教新闻采访写作的教师，我希望他们在实践中干过，当过编辑记者，当然不当也不要紧。因为当一个文学评论家不一定要写过小说。但一定要明白，教新闻采访写作，一定要能看得懂看得出新闻稿中的问题。如看电视新闻，任何时候都要能看得出是好还是坏，问题何在，一眼要看懂。不论是搞理论还是实践，这是最基本硬功夫。

拿5张报纸来，教新闻理论的老师也好，教业务的老师也好，你就要讲出来报纸的定位，功能定位，受众定位，风格定位，讲清楚长处何在，问题在哪里。这是从中观层面上讲。从微观层面上讲，每一篇稿子要看得清清楚楚，问题何在。一下在就能说出来。在座的无论是硕士生还是老师，这都要有这样的硬功夫。如果你下得功夫不够，你们不可能成为好记者好编辑，不可能成为好老师。现在编了这么多教新闻写作的书，我可以讲一句话，我没有一本觉得是稍微满意的。因为离开实践太远，看不懂。很多老师说某篇稿子怎么好，实际上问题一大堆。包括现在我们评的很多好新闻。我拿过来一看，我说这个新闻怎么叫好新闻，里面一大堆的问题！

我们把新闻写作完全看作一种技能技巧，所有的新闻写作的书都是按照体裁来分的：消息、通讯、报道、特写，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学生两天就学会了，他就会模仿。关键是思想！就是说体现在新闻稿当中的思想。你能把握得住吗？你的判断能把握得住吗？所以说，对我们的任何老师来说，或者新闻从业人员来说，要有独到的判断力，这非常重要。新闻价值判断对我们的新闻稿，她的重要程度，就是让人感兴趣，就是重要性，新鲜性，接近性等。

新闻学价值何在？对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有三种价值判断：第一，新闻价值判断；第二，新闻的价值；第三，媒介价值，这个媒介是做什么的，它是打市场的还是找方向的？它是市场导向还是政治导向？它做给谁看？它的受众地位何在？它主要搞市场运作还是搞政治运作？它面向什么样的人？它的目标何在？真正目标何在？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理解四大媒体。

刚才我说过，在我们的新闻报道当中，在科学研究当中，我们抓不住问题，就是在中观层面上，对媒体的这些判断我们拿不准。还有，一篇稿子我们看不懂。我们只看懂它写的：哦，今天的新闻，写得很快，这个报道写得很好，这个背景交待得很清楚。那么，请问它理解的范围，总价值判断是什么？那么性质判断是不是准确？它的意义判断有何利弊得失？它的是非判断是否对？它对形势的判断到底是否正确？这些东西才真正是我们对媒介新闻搞判断最科学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教师知识结构不够呢，因为判断这些东西我们教师的知识结构不够，我们新闻学的理论中没有这种东西，不管我李良荣写的《新闻学概论》包括得多么广，对于判断这些东西毫无作用。

新闻学里没有任何价值体系，我们必须从其它地方来获得他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从党的方针政策，从我们的法规，从其他社会科学和其他东西当中，我们才能获得书籍上没有的判断能力……现在我们的教师，看了太多新闻学的书，包括我们的研究生在内，我建议你们看得少一点，包括我李良荣的书在内，知道李良荣在讲什么话就够了。我可以跟大家讲我读书的经验，在我整个读书的框架当中，我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是拿来读社会学和经济学。

我每天看报非常快，但重要东西都认真看，所以我的剪报有这么厚（李良荣教授用双手比出大约一尺的高度），我一下子就能把问题抓住，所以举例子多得很。今天的报纸我就能举例子，这就是在这一点上，我自豪地觉得我比你们强，就是我看得懂媒体。如果你看不懂新闻媒体，比如说电视台给了几篇新闻稿，现场就让我看，三十分钟内，我可以一条一条给他们讲，这条新闻有什么问题，这条新闻好在哪里……不错，这是我可以做的，就是说任何一条新闻拿到，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讲。

这个硬功夫你们一定要过关，只有过了这一关，你们研究生以后从事新闻实践，你们的业务水平才会不断提高，才可以避免犯别人犯过的错误，而且能够吸收别人的长处；否则如果新闻稿拿来你们都看不懂，不知道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我们只能从技术上讲“他抓得很牢，他抓得很快，把这个问题抓住了”，那你们怎么提高？你们对新闻的评析能力有多强，你们的业务能力就有多强，所以我说我们理论联系实际，要到媒体中去，去实践一下，去体会一下。我们国家有那么多搞经营管理的书，不知道出了多少，我看了长叹一声，没有一个人搞过经营管理，书出了不少，文章写得不好，隔靴搔痒，因为不知道人家的痛处。

我李良荣能够写书写论文，我比你们强的地方，是因为我的很多学生都当主编了，我的很多老同学都在岗位上，我几乎每个礼拜或两个礼拜都要到媒体去一下，喝喝茶，坐一坐，听听他们骂爹骂娘，听听他们的苦恼、他们的烦恼、他们遇到的问题。这些东西都统统装在我的脑子里，好处是什么呢？不一定能写文章，但是我永远把他们的麻烦挫折这些东西装着，在我读书的过程中，我忽然就开窍了，来了灵感，原来他的问题就在这里！

我的学生来了看老师，谈谈苦经；我的同学看我，大家谈谈苦经。我也不会讲出去，他们的苦恼也不可能给别人讲，跟我这种人讲讲，他感觉无所谓，我跟他没有利害关系，我也不是告密者，我也不会快嘴快舌随便乱讲。他们抓住我可以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说李老师我跟你谈得很愉快，我终于可以找人诉诉苦啊！

我到全国各地的好处，是认识了好多编辑，他们想让我出出主意，但更多的是想向我谈谈苦经。像南方日报总编杨兴峰，他扔下一堆人陪我，为什么呢？找到一个倾诉对象。就这样，我不断地和他们接触，在跟他们的交谈当中，了解到他们很多的经验、体会、苦恼，还有许许多多的他们感到迷惑的问题。比如说我写媒体的三重属性那篇文章，就是一位报社的朋友向我诉苦，党报应该怎样走出去？如何走向市场？带着这样的问题，我想了三个月，突然想到了三重属性，两天就写出来了。

因为我脑子里永远有问题，永远有许多实践中的迷惑、烦恼、矛盾、焦虑，都摆在我脑子里，太多了。这些东西经过慢慢的消化，突然有一天，我就会冒出来一个想法。我走在路上，总在想问题，所以我走在街上是目不斜视；任何人给我打招呼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问题，所以我不敢开车，一开车的话我的脑子就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有一次，我们学校有个老师碰到我：“李老师啊，李良荣啊！”我说：“谁啊？”就向后看找人，其实人家是在前面跟我打招呼。真是好笑！

我也不知道我想什么，我脑子里装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给了我许许多多想问题的素材，所以，我说你们研究生或新闻教师找不到问题，是因为你们就不明白实践当中矛盾何在，他们的苦恼何在，焦虑何在，他们想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你们不明白，问题从哪里来？你去做调查，去找问题，谁也不会给你讲。

最近有个事件叫“苏丹红”事件，你们知道吗？（“知道。”下面回答。）外国有个著名品牌肯德基，你们知道吧？它碰到“苏丹红”危机，但是肯德基站住了，现在它没倒下；但与此不同，二年前，中国的百年老品牌“冠生园”月饼，因为用陈年月饼馅被曝光就倒了；金华火腿，因为劣质火腿问题一蹶不振。多得很！为什么国外的品牌遇到这样的危机，它还能站着不倒？我们的百年老品牌，只因一个事件就垮，一阵风就吹垮了！你们研究研究，这难道不是课题吗？这不是公关案例吗？多么好的题目啊！你们也是天天看报纸，我跟你们一样也看报纸，你们抓住了这个问题了吗？

你们在座的各位，谁能告诉我，你在做这个课题？报纸上这类问题多得很啊！为什么肯德基还能够在问题当中更加的强大？为什么我们的百年老品牌如此地弱不禁风？你们想想我们现在的公关，教学生的公关的书，你们去看一看，我们教学生的公关的书，都是告诉学生一些技能技巧，实际上是告诉他们怎么样想办法树立自己的形象，其实任何一个企业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诚信。我们公关课上教的案例都是在玩弄技巧。玩弄手段来欺骗消费者，欺骗社会，怎样树立自己的形象！那我们可以去研究研究人家为什么成功，我们为什么失败？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课题吗？

就是我们在读报的时候，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们永远要多想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想一想有多少课题可以研究，我们可以不断的抓住活生生的课题来研究，写出非常生动的文章。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一个问题。脑子中要充满了问题，所以我就说一个傻瓜比十个聪明人能提出更多的问题。，人家一看你问题抓得好，人家就愿意读你的文章。我读一些学生的论文，或读其他的什么的论文，有的一看题目就觉得索然无味；而活灵活现的文章，切实抓住矛盾的文章，一看就要读下去，很能引起我的兴趣，活生生的！

我们不是说新闻报道要抓住问题吗？我们的科学研究同样要抓住问题，要抓现实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实实在在的问题，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要抓住问题；抓住问题后，怎么来解决呢？这就需要一个理想模式。我们是从问题开始到理想模式，这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个方向，这个问题怎么分析，怎么概括，怎么归纳，到底想往哪里等，想用哪种理想模式等。就拿肯德基来说，为什么它能够成功，肯德基这个案例就是一个理想模式，那么这个理想模式又是什么？这就值得我们研究了，他们怎么处理；他们的公关，危机公关怎么处理的，你可以把他总结一下；他们的企业文化包括些什么，你可以把它总结出来。这就为我们的公共关系学，为我们的企业树立一个模式。

问题有了，你想解决到什么地步，你认为应该解决到什么地步？如果没有方向，没有一个理想模式，你的分析就没有方向，不知道车子往哪里开，不知道问题领到哪里去？所以，我就说我们需要一个理想模式。理想模式肯定需要一个参照物，这就要考验我们的知识结构。现在，在我们的理想模式当中，在我们新闻学的研究或者其他学科的研究当中，我们总是经常说，西方怎么样，美国怎么样，英国怎么样，永远把西方的东西作为我们的理想模式，这个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了！这实际上不对！必须从我们国家的实际国情出发。我是说我们的知识程度有多高，我们对中国问题的理解有多深，我们就能提出多好的理想模式。为什么知识分子永远是在批判？因为对知识分子来说，他的价值就是批判现实，他对现实永远不满；所以为什么知识分子很苦恼，不容于当权者，老是跟当权者格格不入，因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就在于他否认现实，不断去挑战现实，永远将我们的社会向理想模式推进！

我一直说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好，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也好，永远不要放弃理想，因为只有理想的存在，我们才有做科学研究的激情，我们才有做科学研究的内部动力。没有理想就没有动力，没有理想就没有希望，所以说，我们做科学研究的很多人，不管是讲课写文章，都没有激情；没有激情是因为没有理想，因为没有内部动力；所以说，如果知识分子放弃了理想，那么，他的科学研究生命也就停止了！如果他没有挑战现实的勇气，不敢抓住现实问题，那么，他研究问题的锐气也就没有了，所以，理想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当然，在问题和理想模式之间，还要架起一座桥梁，那就需要我们来分析，需要我们来概括，需要我们来归纳，真正的理论水平就体现在这一块。能不能抓住问题，体现出我们理论上的敏锐性；现在有很多理论书，抓不住问题，那不行。理论的分析就看你对现实的观察能力，看你的直觉，只有你用你真正的直觉，你用这种真正的理论洞察力，来抓住问题。而真正体现你们理论水平的那就是你的分析能力，你的归纳能力，你的概括能力。

什么叫分析，人们一看到分析就头大，分析这个词，实际上就是分拆。如果说这把椅子是坏的，这把椅子是不能坐了，（李良荣教授提起那把为他准备，他却一直没坐的高背椅。）当然这把椅子现在是能坐的，我讲的它是假如不能坐，那么你就要分析，这把椅子为什么不能坐？你检查了一下，原来这个角坏了，那么你就找到了原因，分析就是找原因，这个角坏了，我找个木匠把它修一下，为什么不能坐，因为是烂木头。这个木头是烂的，不能修了，就只能把他扔掉，分析的结果这把椅子不能坐了，因为里面的木头全烂了。

所以，实际上你把问题拆开来看，就是分析。再比如说今天你有气无力，发烧，医生就来诊断。医生怎么诊断？他们就来分析，你为什么发烧，并不是因为你整个人都不好了，脚也不好了，心脏也不好了，脑子也不好了；其实你只有一个部分不好了，是气管炎，或者说你感冒了，你上呼吸道气管感染，或者说肺炎，这说明你这个器官中某一个部分出了毛病。把它拆开来看，这就是分析，所以说分析和分开就是找道理；你要找到真正的原因何在，然后确定它的性质。这个问题究竟原因何在？你要把问题分开来看，这就叫做分析。

对我们来说，对搞研究、写文章的人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是我们的概括能力。概括问题是非常致命的，概括能力强，一下子就把问题拎起来了；现在，我们文章写了半天，最后问题拎不起来，那么你就不可能概括问题。不管你理论的高度深度广度，不管是你怎么讲，最后一点就是要看你的概括能力。概括能力显示你的眼光、眼界，比如说你从哪些几个方面去概括它，能不能站得很高，高屋建瓴，一下就把问题拎起来。所以我可以说，在座的搞科学研究如果你能把问题抓住，能够提出来理想模式，当中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概括能力。

昨天我给研究生上课，谈到我们国家目前新闻媒体存在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管理失范，操作失灵，结构失衡，这就是我对我们国家目前问题的概括。我就把它拎起来了，我如果啰啰嗦嗦地归纳出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那么谁能够听呢？谁能够不胜其烦！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拎起来。我写过一篇文章，说目前世界各个国家新闻媒体运作的三大模式，这就是概括。第一，以美国为代表，基本上是私有制模式；第二，以欧洲、日本为代表，是公私并举的双轨制模式；第三，以中国为代表，是完全以国有资产为基础的有限单位运作模式。我用这三个模式把世界所有国家的运作模式概括出来，我就能够立住了，否则你就站不住。

概括就是在纷乱复杂的看上去互不联系的种种现象当中，你有一个标准，有个东西，能够把互不相干、互不联系、琐琐碎碎的不同国家的现象通过你的分析，通过你的归纳，最后把它整理得有条有序。那就是你的本事。比如说我们找某个问题所产生的原因，这当中也需要一个概括、归纳的过程。分析是一个过程，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找出原因来，找出原因最后就需要你来概括；概括的功夫，概括的水平的高低，也在相当程度上显示出你这篇文章质量的高低。

现在，我们写文章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论文中，除了抓不住问题，我说现在的科学研究中，存在一种现象——“问题荒”，抓不住问题。另外，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当中，我觉得有几种东西是不可取的，一种叫深来深去，绕来绕去，在概念堆里，绕来绕去绕了半天，都看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我非常苦恼的事情是，有些人寄给我的论文，看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到底想讲清楚什么问题。就像现在我们的诗歌，朦胧来朦胧去，朦胧到最后不知道自己朦胧到了什么地方。我想我作为教授，如果说你的新闻学传播学的文章，连我李良荣都看不懂，我说中国没有几个人能看懂！不管我水平高低，至少到了我这个程度，如果我看不懂你的论文的话，那么中国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够看懂。当然我也不好挖苦他，说你的文章像爱因斯坦的大作，全世界当时只有一个人能看懂。当然不好这样挖苦人家，我这个人不会这样挖苦人家的，那只好说我看不懂，因为你太深，深来深去。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最好的文章是深入浅出的，用大白话。现在我们读书也好，我们写文章也好，读书，不管怎么深奥的哲学书，如果你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那么算这本书你没读懂。现在我们的很多理论文章，引了哈贝马斯说的话，这个人说的，那个人说的，说到最后，你说了什么呢？没有。自己没说什么，引这个人的文章，引那个人的文章，引来引去，干什么呢！你到底想要分析些什么呢？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呢？没有！我不是说引文不行，引文可以增强说服力，但是最后你自己什么都没说，你能说服谁呢？比如说，现在我们讲邓小平理论，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如果哲学家理论学家来写的话，厚厚这么两本书都写不完。邓小平说三句话：第一，发展生产力；第二，老百姓富起来；第三；贫富差距不要太大。这就是社会主义。那多好啊！什么叫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都是大白话，人们一看，这也是理论啊？给我们那些伟大的哲学家看，这邓小平理论算什么理论啊？但是，那才是最好的理论！就像我们的唐诗宋词一样，最好的诗都是大白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三岁的孩子都会背，那才是最好的诗。过去我很喜欢李清照的词，也是大白话，朗朗上口：“人比黄花瘦”，这句词写得真是好，人人都听得懂。宋朝人写了几百首几千首诗，有她一句就够了。

所以说，能够用最明白的语言，能够把你的思想表达出来的理论是最好的理论。当然，这个明白一定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就是把思想用你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个叫深入浅出。千万千万不要深来深去，千万千万不要用最复杂的理论去解释一个人人都知道的明白的道理！我经常说，有时候我这个人有点奇怪，什么理论高度、理论深度，什么叫高度？什么叫深度？我不懂。我只知道什么叫适合。适合你用的理论是最好的理论。你采用什么理论来解释你的东西，你的逻辑起点绝对清晰，那就够了。只要清晰就够了，能够把握这个问题，看得很明白，解释得通，使大家能够理解你。

比如说你的模式，你从这个问题到最后的理想模式，最后的概括分析，轮廓非常清晰，那就是最好的理论。我们在座的读了很多书，书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读了很多理论书，你们千万不要是为了引用那么几句话去读理论书，不要这样。读理论书，第一就是给我们一种敏锐的感觉，一眼就能够看出它的问题，这就是抓问题。所以，你们会注意到，你们在看理论书的时候，脑子会豁然开朗。哎呀，这个理论，这个观点，把某个问题点得清清楚楚，你会感觉到非常兴奋。

实际上，你有多高的理论水平，你就有多敏锐的观察能力。如果我们的理论不能用来敏锐地观察问题。这个理论是没用的。如果为了涂脂抹粉，引用李良荣说、张良荣说，这个人说、那个人说，引用来引用去，以为这就是理论，那就是“理论荒”，那不是真理论。只是一层色彩而已。所以，理论的第一个作用是观察，第二个作用是我的分析和概括，第三个作用是建立一个合理的理想模式。

理论所起的作用就是概括，理论对概括非常重要。你有多高的理论水平，你就有多高的概括能力。对这个问题我想对大家讲，我们搞新闻学研究的要会“打通”，中西要打通，理论和业务要打通。通了，你把问题想通了，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想不通，就越弄越复杂。如果我们搞理论问题，不懂新闻理论，那么我们的书就变成了一块儿一块儿的东西，新闻史就变成了报刊的兴衰史，这张报纸是哪一年办的，办的什么内容，总编是谁。理论可以把这些史打通，而且可以看出许许多多别人看不出来的问题。你们一定要搞新闻史，我的导师王中先生写了一本《关于三民报纸的研究》，一种新的编辑的学派，一种信息的学派。搞新闻史的人，你们应该去好好看看。王中你们不知道啊？（“知道。”学生们回答。）我们千万别把新闻史搞成报纸的兴衰史，你去看看他是怎样搞新闻史研究的？新闻史中不知道有多少生动的东西可以挖掘。这样研究东西，你感到整个是活的，而不是死的。

搞业务的人，不能陷入业务当中，什么新闻有多少种写法。你们千万不要信这些，老是说开头怎么说，背景如何写，开头有五种写法，主体六种写法，我说我们的学生听了老师这样的讲课，说写法有几种；然后出去当记者了，说李良荣老师说开头有十种写法，我回想一下，看看应该用哪种来写这条消息。这种学生是世界上最笨的记者！完全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开头，开头很简单。导语是什么？就是最吸引人的东西，你把这些交给学生就够了，让学生自己去动脑筋。懂得了要导语的原因是什么后，学生是有创造能力的，学生自己就会模仿的。现在我们的很多课，因为我们搞业务的老师，不懂理论，越教越死，体裁就变成了一种万古不变的一种模式，消息应该是什么样，通讯应该是什么样，深度报道又是什么样。哪有一成不变的，没有的事。所以，教理论的人，你们必须懂业务，不懂业务，上课永远枯燥无味的。照本宣科，不能联系实际。

我可以说，每一个理论都是活的，我们不要把它教死了。这个问题就在现实生活的矛盾中，所以才会有这个概念的提出，这个概念在生活当中，肯定有它生动的联系。问题是抓不住联系，我们抓不住它，就会枯燥无味，肯定是你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都快睡着了。

其实，理论是最生动的。我可以说，我非常自豪地给你们讲，我上新闻理论课，上到现在二十五年了。不管我的教室有多大，不管是180人，还是200人，永远是满的。后面站得满满的，从来不冷场的。我现在教理论，让我感觉到很有生气，这事我非常自豪。从来不会因为我上理论课的苦燥无味，学生在打瞌睡。我上课对学生讲，你们要想打瞌睡，要想写情书，要看英语书，请你出去，不要影响别人。根本不用给我讲，要出去赶快走，直接出去。只要有一个人，我就上课。到考试时，来考试就行了。从来没有我李良荣上课，他们不来上课的。我8：00上课，7：30教室基本上全部坐满，这是我的自豪。我的理论课是很有生气的，很生动的，因为我有太多的案例，许许多多生动的例子，把概念和现实联系起来，所以说上理论课，必须要懂业务，不懂业务，课肯定上不好。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从问题开始到理想模式，经过我们的概括、分析、归纳，使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够走上正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