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教育领域的很多所谓“市场化”，只不过使相关行政部门手中又多了一个管理学校和大学的手段而已，行政部门并没有将主导权交给市场，对于教育事业的整体把握也没有完全放手。

　　考研的目的是什么？

　　针对这一问题，国内曾有媒体作了一番调查。结果显示，有84%的在校大学生认为，如果没有家庭背景，考研是增强就业满意度最有效的砝码。且不论这样的想法是否正确，单从结果上看，不久前公布的一项数据或许会让这些学生失望了。

　　据统计，今年我国研究生计划招生规模超过58万人，是2003年研究生招生总数的两倍。而来自《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09年，国内硕士生就业率连续下降。2009年和2010年，硕士生就业率甚至不及本科生。

　　都是结构惹的祸

　　事实上，研究生就业率的下降并不算是一个新话题。就在人们对此关注的过程中，一个名词被越来越多人提及，这就是“专业硕士”。

　　2009年，教育部正式发文，作出了硕士研究生主要面向应用的决定，要求从当年起，对大部分专业学位硕士实行全日制培养，并发放“双证”。从1991年便已经出现但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专业学位教育制度首度引起公众关注。

　　今年，在所有报考研究生的学生中，专业硕士的报考人数已经占到全部考生的1/4，录取人数更是超过所有录取人数的1/3。根据教育部的规划，到2013年，硕士研究生教育将力争实现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转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至2015年，专业硕士将在整个招生名额中占到50%。

　　短短几年间，专业硕士之所以迅速“走红”，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职业性、复合性、应用性的培养特质对就业的帮助。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担任教育部学位办主任时，就曾对媒体表示，专业学位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学术型与职业性紧密结合，扩招一定数量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应对当前就业问题。

　　据了解，西方国家的专业硕士一般占到总硕士比例的70%～80%，由于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上更贴近市场，专业硕士的就业率一般要好于学术型硕士。

　　在采访中，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教育政策与领导研究所所长操太圣表示，在国内研究生培养规模较小时，大范围的学术型培养有其必要性。但如今研究生培养规模已经大大扩张，学生的学习目的也变得更为实际，“此时进行结构性调整是必要的”。

　　只是，这样的调整又该如何进行呢？

　　盲目扩招不是办法

　　“研究生就业率下滑的主要原因还是要归结于扩招背景下，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下降。但硕士研究生结构的失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卢晓东这样表示。但他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份担心如今专业硕士的扩招速度是不是又有些过快了。

　　据统计，目前我国已经开设了40个专业硕士学位，报考人数达到十几万，而这些专业中，相当一部分是在近些年才开设的，目前尚没有毕业生，培养方针和就业前景均不明朗。

　　“我国大规模系统化培养研究生只有二十几年时间，专业硕士制度的实行时间更短。毫不夸张地说，国内专业硕士的培养现在还处于初步的摸索阶段。在没有充分掌握教育规律的情况下，此时大规模地提高招生比例，我很担心是否会陷入"欲速则不达"的尴尬中。”卢晓东说。

　　卢晓东的担心并不是独有的。事实上，随着专业硕士的持续扩展，其培养方式尚未摆脱学术化的固有模式、培养方案不明确、缺乏配套资源等问题已经暴露出来。有专家指出，这些问题的出现，与许多高校没有想清楚如何培养专业硕士，就开始大规模地招生有着密切关系。

　　对此，操太圣表示，一项政策的出台，首先需要经过事先调查，否则很难作出合理方案。“有关部门作出这一决定的初衷是好的，相信也借鉴了国际经验，但我们还需要更加深入地对国内情况进行研究，作出更加切合实际的决定。”

　　没有出现的“常态化”

　　在卢晓东看来，如果说研究生结构的调整速度有些激进的话，那么在调整广度上则有些不够。

　　“学术型和专业型的划分只是研究生教育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学科门类之间的调整。”卢晓东举例，大量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找不到工作就是我们没有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节学科结构的后果。

　　早在几年前，这一问题就曾经引起过争论。在采访中，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弼成坦言，当前我国的学科调整主要依靠行政设置，然而市场的变化是远非行政手段所能跟踪和适应的。“学科的调整应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反馈，但我们恰恰是自上而下的指派。”

　　事实上，在去年3月教育部修订学科目录时，曾明确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以在一级学科学位授权权限内，自主设置与调整二级学科。这一政策的出台伊始，有关专家预测，高校调整二级学科设置将成为常态。然而一年多已经过去，意料中的“常态化”并没有出现。

　　“我们的大学并不完全知道怎样适应，甚至引领市场的变化，也不知道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合理机制到底在哪里。”卢晓东表示，跨学科研究生的培养需要不同学科教师的合作、资源的调配和跨学科的联合，但至少在高校层面，我们尚未建立起相应的调整机制。

　　“新专业目录下来后，我和一些研究生院的老师交谈，他们对新政策都不太明白，更不要提主动应用了。如今这一政策已经少有人提及。一项政策的实施固然需要时间，但不等于可以停滞不前，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原因。”卢晓东说。

　　真市场化还是假市场化

　　胡弼成所在的教育科学研究院几年前开始招收教育学专业硕士。一开始，校方希望招收一些有实际经验的学生，但在实际推行中却遇到了政策方面的困难。

　　“去年相关部门下发文件，要求增加大学生毕业生的招生数量，压缩脱产学生数量。但是教育硕士本身就是为第一线培养中小学教师，大学生缺乏实践的沉淀，显然不利于专业硕士的培养。”胡弼成说。

　　胡弼成表示，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一再声明加强市场的导向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干预依然过多，对社会需求和专业特性的考虑也依然不够。“有些人认为专业硕士的社会需求不大，但没有找到真实原因。我们的一些专业招不到人，并不是专业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一些政策限制。这导致想报的不能报，想学的不能学。”

　　“中国教育体制相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市场因素的进入。但是这种介入并没有真正取代政府对学校的管理。”操太圣坦言，当前教育领域的很多所谓“市场化”，只不过使相关行政部门手中又多了一个管理学校和大学的手段而已，行政部门利用市场的力量，但并没有将主导权交给市场，对于教育事业的整体把握也没有完全放手，这显然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化。“市场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高校在招生人数、考试要求、学科设置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权，这不但适用于专业硕士的发展，而且对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但遗憾的是，我们在国内完全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