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是刘邦的儿子，他的母亲薄姬并不受刘邦的宠爱，母亲的家族也没有庞大的势力。这几个条件凑在一起，促使他登上了皇位。

　　汉文帝之前还有过三个皇帝，不过除了汉惠帝外，其他两个皇帝基本上仅仅作为傀儡，未见任何政绩，也不见谥号，故不必细究。事实上，高祖之后，掌握汉朝军政大权的人乃是高祖的妻子吕后。吕后是一个很有手腕和能力的女人，尽管由于外戚内宫专政，正统的史家对其评价并不高，但是，事实上，吕后是继承了刘邦的政策的。

　　刘邦临死之前，对汉王朝的人事制度作了安排，即萧何死后，曹参、王陵、陈平可以为相，周勃可以为太尉，以安刘室天下。吕后对这一人事安排基本没有反对，承袭了下来，这也就意味着吕后承袭了汉初时黄老无为的思想和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当吕后想用吕家的势力取代刘室的江山时，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就发生了。吕后死后，刘邦的郡国并行制立刻发生了效用——藩王之一的齐王刘襄立刻起兵反对诸吕，被刘邦认为可以安刘室江山的周勃、陈平也在内起兵相应。诸吕很快被平定。刘室的江山得到了稳固。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谁为帝国的新首脑。刘襄作为首倡诛吕者，又是刘姓子弟，被立为新的首脑，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当时汉朝的权力并不完全掌握在皇家手中，真正可以决定谁当皇帝的是朝中的大臣。在经历了吕氏的外戚专权后，朝中大臣不想在经历一次这样的祸端。而刘襄的母亲家恰好很有势力，因此刘襄就被排除在外。另一位皇位的有力竞争者淮南王刘长也因为“家母恶”被否决。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文帝方才得以脱颖而出，继承了汉朝的江山。

　　正因为母亲的不受待见，汉文帝在年轻时代便已经养成了谦谅恭谨的性格，也比较能体会百姓的疾苦。因此，汉文帝能够继续休养生息的政策，发展汉朝的经济。

　　但是，诸吕的乱政以及他的登基，让他看到了外戚和功臣的能量，这两股势力对皇权构成的威胁是巨大的。汉文帝时代，大概是不不存在外戚干政的可能，因此这个问题就不大为汉文帝重视——事实上，终汉朝一朝，都未能解决外戚专权的问题。汉文帝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从大臣的手中收回权力。为此，他一方面封赏功臣，另一方面将皇宫宿卫换成了心腹之人，同时又继续分封刘姓子侄。

　　不过，此刻的中央朝廷并不具备足够的实力，进行彻底的中央集权，很多的事情，汉文帝终究还是有心无力，不得不作出妥协。汉文帝时，曾爆发过济北王刘兴和淮南王刘长的叛乱，先后被平定。但是，汉文帝依旧没有借此机会，进行大规模的削藩，依旧保持中央朝廷的隐忍。

　　当时，28岁的贾谊曾上《治安策》，陈述封国对朝廷的危害，汉文帝虽十分欣赏，却并没有采纳。更甚至将贾谊贬至长沙，使得这位汉初的政治家郁郁寡欢，英年早逝。

　　在匈奴问题上，汉文帝依旧是以和为贵，但与此同时采纳晁错的建议，募民实边，又大力兴建马苑达36所，养马多达三十万匹，其目的不言而明，自是在为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作准备。

　　另外，汉文帝威服南越，减轻刑罚，其在位的二十余年，基本上为百姓生产营造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

　　中国古代一直都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来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汉初时，人口很少，人地矛盾并不突出，基本上不存在土地兼并的问题，如此一来，只要政府对人民尽量不予理会，经济就很容易得到繁荣和发展。汉初的无为思想正满足了这一要求，因此才可能有文景之治的产生。

　　汉文帝死后，继承汉室江山的是汉景帝。和他的父亲一样，汉景帝也是一个不长寿的皇帝，仅仅比他的父亲文帝多活了一年，四十八岁时，便离开了人世，而其在位也不过16年。但是，汉景帝是汉朝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皇帝。正因为他的存在，才可能有汉武帝时的极盛。七王之乱的平定以及此后一系列的削藩政策，使得汉武帝时期的诸侯王们基本无力与中央对抗，汉武帝的“推恩令”才可能得到全面的实施推广。

　　在对外政策上，汉景帝与汉文帝相比，已经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从高祖、文帝时期的“以和为贵”变成了“以和为主，战和相辅”。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涌现出来诸如李广、程不识等名将。同时，继续推行文帝时期的马政，使汉朝的马匹数量进一步扩大。

　　汉朝始建于汉高祖，从汉高祖到吕后称制，前后不到三十年，是西汉王朝的第一个阶段，此一阶段是帝国草创的阶段，皇帝、外戚、功臣、封国四种势力并存，权力争夺上各有擅场，尚未能形成有效的中央集权，这时的朝廷依旧是平民化的，这也是汉朝的特点之一，草创阶段如此之长，在以后的大一统王朝里是少见的。这可能是由于这是第一个由平民创立的朝代，一切皆无经验可循，需要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在外，对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基本呈现出收缩的态势，难以有所突破。

　　文景两朝，前后约四十年，是汉王朝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皇权开始被加强，封国和功臣的权势逐渐被瓦解。等到七王之乱后，皇权的加强达到了一个阶段的高峰，汉王朝的国力也在这一阶段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口数量、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对待匈奴问题上，已经开始逐渐向主动靠拢。新的国策和战略在酝酿中，“无为”而治的思想渐渐不能与时代相适应，新的思想呼之欲出。及至汉景帝时期，道家和儒家之间的争端日趋激烈，彼此间的辩论时有发生。朝中的一些重臣逐渐由儒家、法家的人物担任。卫绾即是其中的一例。被汉景帝诛杀的晁错，似乎也应该算作儒法的行列。

　　从汉武帝到昭宣中兴，前后近百年，是汉朝国力的极盛时期，也是汉朝国力由盛转衰，政治逐渐走向昏暗的时期。这近百年里的历史充满了辉煌和荣耀，司马迁的《史记》，张骞的凿空之旅，卫青、霍去病的击匈奴于漠北都堪称一个时代最夺目的光环。然而，这个时代辉煌背后所隐藏的丑陋不堪就像是蛀虫一般，悄悄的瓦解着帝国的根基。

　　此后元帝、成帝、平帝和王莽的近七十年，是西汉王朝的末路时代。这七十年的历史，谈不上辉煌，不论是思想文化，还是内外政治，抑或经济发展，都乏善可陈。

　　然而，作为中国第一个长久存在的大一统王朝汉朝，留给后人的是太多自豪和荣耀，迄今为止，“汉人”这一称谓依旧是中国人的代称。

　　当然汉朝的辉煌和荣耀不是成就“汉人”的唯一因素，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汉朝赋予了我们这个民族以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恢弘的气度，大国的情怀，傲立于世界之巅的姿态，让我们振奋不已，即使在最艰难的时代，我们依旧可以因为追忆昔日的繁华和光荣而热血沸腾，从而激发出内心深处的民族自豪感和上进心，始终不屈不挠，始终相信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落后是不被允许的，那只是一段插曲，骄傲的面对整个世界，才是我们唯一正常的状态。

　　不过，也正因为这种近乎于本能的骄傲，让我们在近现代的历史中由骄傲变成了自大，造成了一时间的衰落。然而，这种衰落仅仅是一种短暂的状态。中国的日渐强盛，实现大国的复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与其他新近崛起的大国不同，因为这种骨子里的骄傲，让我们即使在强大后，也不可能产生某些国家的岛国心态，“远人不服则修文徳以来之”始终是我们心中一个不变的理念。强大的武力，始终是被作为辅助手段，以经济、文化等要素为基础的软实力，才是我们缔造引力的最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