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国灭山东六国，乃建立起中国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此事件之于中国，无疑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业。

　　秦朝以前，虽有夏商周三朝，但夏商仅为诸联邦之强，周乃封建王国之最高领导，均不具备中央集权之意义。秦朝的建立，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之建立。

　　钱穆先生称秦朝的建立，至少与四件事有关：

　　第一，为中国版图之确立；第二，为中国民族之抟成；第三，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第四，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教育主于启发与自由，政治主于德感与平等，对异民族主于我同化与和平，处处表示其“大同”之怀抱。此乃先秦学术共有之态度，所由形成中国之文化，抟成中国之民族，创建中国之政治制度，对内，对外，造成此伟大崇高之中国国家，以领导东亚大地数千年之文化进程者，胥由数种观念为之核心，而亦胥于先秦时期完成之也。此四者，乃此期间中国民族所共同完成之大业，而尤以平民社会之贡献为大。即秦人之统一，亦为此种潮流促成。（钱穆：《国史大纲》）

　　事实上这四件事，既推动了秦朝的统一，反过来又为秦朝的统一所推动发展。

　　秦朝建立之后，秦王嬴政取“三皇五帝”之名，乃自称“皇帝”，又废“谥”法，故而自云“始皇帝”，其子孙则为二世、三世、四世……乃至万世而君临天下。

　　秦朝以前，列国虽在周天子治下，然而并非统一之中国。各诸侯国虽然由周王朝分封，但是列国自有政制，各自独立为王，彼此相交，或战或和。而又各自抵御外侮，不成一体。文字、尺度尽皆不同。实难将列国看作一国家实体。甚至连一联邦国家都算不上。此等情形，易于为戎狄蛮夷所侵，导致国家民族之分离，终不成一中华大国。

　　自秦朝一统中国后，彻底从体制上废除了封建制，建立了大一统的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而后又增加南海、桂林、象三郡。秦王朝的版图“东至海暨，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响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一起政制皆由中央出，人民再不分齐国、楚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都是秦朝子民。大一统的观念始深入人心，中国之版图也自此奠定。因版图之奠定，便有民族之抟成。七国百姓不再相与为战，彼此为一体，交流日盛，文化、经济相互交融，各国百姓之差异日趋消亡，终于形成一新的民族——秦人。及至日后，汉民族的形成便建立在此基础上。

　　秦朝之建立，为求天下一统，实现郡县制，不再实行分封。秦朝初定时，究竟该实行封建还是郡县，在秦庭内部是有争议的。丞相王绾力主封建，李斯却不以为然。始皇帝曰：“天下共苦战乱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从此确定了秦国郡县之制度。等到汉朝建国，郡县、封建同时实行，然而终于导致异姓王反叛和七国之乱。汉景帝平七王之乱，汉武帝实行推恩令，终于让汉之封建趋于消亡。晋惠帝时，虽有八王之乱，“然此乃权臣之擅政，非古代封建之比”。等到后朝，诸如唐宋，王室子弟虽有王爵，然不赐地，不赐民，再无封建之实。只是到了明朝初建国时，明太祖朱元璋行事多效仿汉高祖刘邦，分封同姓子弟为王。终于在建文帝一朝，导致了持续四年的靖难之役。永乐立朝后，再不推行封建，始有明朝稳固。分封之害，可谓深矣；郡县之利，可谓深矣。

　　中国大势，分合相间。自秦至两汉，乃一统。三国两晋南北朝，乃一分。隋唐，又是一统；自五代以至于辽、宋、金、西夏、大理、吐蕃诸国，又是一分。然后，元、明、清以至于今，中国基本为一统之局面。何以中国能够在历经几百年的分裂之局后，仍能够趋于统一？

　　一则思想，一则制度。就制度而言，则须归功于郡县制。因为郡县制的实施，中国百姓心中便只有一个中国。政府上，可以有南北朝，有十六国，有五代更替，十国并立。但是对于下层百姓来说，则无此分别，任谁做皇帝，他心中便只有一个中国，求一统，始终是民心所向，人民已过不惯侯国并立的生活。

　　书同文，又是一利于千秋的创举。始皇帝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共同规范秦国文字，约定小篆为官方文字，成为中国今日文字之基础。中国地大，方言极多，甚至百十里内，语言皆不相通。倘若，没有统一文字，两千年下来，只怕中国已如印度一般，各种语言混乱不堪，同时，也不利于文化之交流传播。中国文化能有数千年不灭，数千年连绵，实有赖于统一文字之功。

　　至于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通畅交通，利于商业发展，对于以后中国经济之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

　　这些制度不仅仅被汉朝所承袭，更为历朝历代所承袭。

　　秦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在中央则推行三公九卿制。所谓三公，乃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辅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太尉统帅全国军队，御史大夫则负责监察百官。此制度的创立，对中国来言，可说影响深远。后世虽多有损益，然追本溯源，秦之制度确立实为渊源。

　　至于思想之奠定，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言，大致有：

　　一曰“大同观”。王道与霸术，即“文化的世界主义”与“功利的国家主义”之别也。先秦思想趋向前者，以人类全体之福利为对象，以天下太平为向往之境界，超国家，反战争。秦汉大一统政府，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实已为超国界之天下也。二曰“平等观”。阶级与平等，即“贵族主义”与“平民主义”之辩。先秦思想趋向后者，而以仁爱中心的人道主义为主。三曰“现实观”。天道与人道，即“宗教”与“社会”之辩。先秦思想趋向后者。庄老之自然哲学，其反宗教之思辨最为彻底。（钱穆：《国史大纲》）

　　此三等观点，固然推动了秦朝的统一。在秦朝统一后，因封建制度的消灭，整个社会不再是贵族社会，日趋平民社会，这才有了汉朝初建国时，自皇帝到群臣皆多布衣的情形。

　　然而秦朝如此多的创制，如此多的伟业，却为何在短短三代，便覆亡于农民起义呢？

　　多有人认为秦朝之亡，亡于暴政，“一夫作难而七庙毁，身死人手，为天下笑”，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据此观点，还有颇多证据，比如修建长城，修建阿房宫，修建骊山陵墓，收天下兵器于咸阳以铸铜人，再如秦法严苛等等。然而有些问题，我们必须客观的去看待。首先说，修筑长城。这常常被作为秦始皇暴政的一大证据。

　　然而如此说法，未免有失公允。

　　战国末年，七雄并立，内战连绵。匈奴人屡屡骚扰中原各国，遂有秦、赵、燕三国长城。匈奴乃游牧民族，善于骑战，“兵贵神速”四个字在匈奴人那里用得出神入化。如果没有长城的阻止，匈奴南下，便可直捣中原。然而正是因为有了长城的阻挡，长城一时间不易被攻破。而秦、赵、燕三国只需要派少量兵马守在长城一线，便可以力保不失，省去了大量民力、兵力，此乃长城之功。绵延万里的长城并不仅仅是一道城墙，而是一个综合防御体系，包括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镇城烽火台等多种防御工事。这一防御工程体系，由各级军事指挥系统层层指挥、节节控制，从而有效得起到了防卫作用。到了秦朝统一六国，始皇帝为了有效的阻击匈奴，方才动用大量的财力、民力筑造长城防御工事。想当时科技落后，没起重机、挖土机之类的设备，要想修筑如此长城，不动用大量的民力、财力，可能吗？

　　自古以来，民众所能看到的往往是眼前的利益，而政治家所要考虑的是长远的利益。长城的修筑虽然会使秦朝遭一时骂名，但是于国于民却是千秋万代的利益。事实上，直到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还是以长城为据点。由此足见长城的价值所在。

　　修建阿房宫，修建骊山陵墓，确为满足嬴政穷奢极欲所建，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古人的思想超越现代。现代人有钱有势之后，还想摆一摆排场，更不必说千古一帝。此虽嬴政施政之弊端，但非嬴政所独有，历朝历代皆难避免。此不足以作为秦朝灭国之诱因。

　　至于收天下兵器以铸铜人，更不必大惊小怪。政府之创建，自希望稳定，控制武器，使民不争，实属应当。即今日之中国亦不许武器公开买卖。若将此视为专政，则今日之中国更显专政。毕竟古代，锄头的攻击力和马刀的攻击力相去不会太远。

　　钱穆先生认为：秦代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

　　然而这只能看作一个诱因，并不能看作根本原因。自古以来，使用民力过量的朝代时有存在，但未见得都亡了国。汉武帝一朝，为了击破匈奴，将文景两朝积蓄耗尽，而后虽由政府屡开财源，终究给汉朝带去大量的遗祸，但汉朝却因此走向了事业的巅峰。

　　秦朝之灭亡是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的。

　　吕思勉在他的《中国通史》中说：“统一虽然是势所必至，然而人的见解，总是落后的，在当时的人，怕并不认为合理之举，甚而至于认为反常心态。”（吕思勉：《中国通史》）此一言可谓一语中的。

　　秦亡并非亡于暴政，而是亡于传统。至于民力使用过量，二世淫乱，皆为诱因。即使秦始皇后有明君，秦朝只怕仍难免覆亡之危险。

　　秦国一统虽大势所趋，但大势乃是一种潜藏于民之中的洪流，而未必是人人都可以意识到的，甚至于是很多人意识不到的。此等大势，唯有聪明卓绝，有识之士方能看透，方能引领人民趋于此等大势，终究成就一番伟业。

　　试看清朝末年，变法图强实乃大势所趋，但是中国人中晓此大势者又有多少呢？李鸿章谓此乃中国未有之变局，然其仍不能决心改革，终究只动器物，而不变体制。梁启超、康有为之流，遂与其成为政敌。再看人民，晓此大势者更寥寥无几。我国教科书，在分析戊戌变法之败时，常言维新派不发动群众，仅寄希望无实权之君主，实在是一种偏见。非不用民，而是短时期内民不可用。及至民国建立，四亿国民仍旧浑浑噩噩，被鲁迅认为是毫无血性的“看客”。然因有孙中山、胡适、李大钊、毛泽东等有识之士引导，民智遂在数十年内开化，大势遂明，民主之国遂成，共和之念深入人心，帝制一去不复返。

　　秦朝建国，亦是如此。

　　自西周公元前1046年封建分国，到公元前221年，长达八百余年的封建体制深入人心。等到春秋战国时代，思想融合，商业通行，戎狄蛮夷与诸夏之间交流日盛，统一民族趋于必然，统一大势已成。秦国正是借此之势，才可以完成统一大业。

　　然而此等大势，却并不为民众所了解。始皇帝说：“天下共苦战乱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此乃真知灼见，可是又有几人了解始皇之心呢？郡县制建立之初，便有丞相王绾要求封建。而后又有淳于越，再提封建，这才有了焚书坑儒事件——始皇为维护统一大业，此举实属无奈，千秋功罪，孰是孰非？

　　可以说，封建思想在当时是很有市场的。六国虽灭，六国旧族仍在，稍作异动，封建之思便会兴起于世。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史学界认为，此乃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然而，我们认真分析灭秦战争，虽有农民首举义旗，但真正完成灭秦战争的则主要是六国贵族。诸如项梁、项羽、张耳、田儋、田荣、田横，包括楚王等等，这些人都是出身于贵族阶层的。战争尚未结束，山东六国皆已复国，六国遗族尽皆已为王，此一场战争哪里还有什么农民起义的味道？或许，有人会说韩信、英布、刘邦之流皆为布衣。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问题，大汉王朝的开国功臣们多是在楚汉战争中立功的，而不是灭秦之战中。或许又有人言，灭秦主力军乃是农民。然而自春秋战国以来，可当兵者，已非贵族阶层，主力军基本都是平民了。因此是否农民起义并不能由军队的构成决定，而应由其领导者决定。

　　所以灭秦之战，本质上是一场六国贵族对秦的战争，而非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机会。

　　而六国何以要复国，并非仅为仇恨，更因封建思想之余毒，迫使六国贵族天生有一种使命感，必待天下有变，图而复国，重建封建体制。

　　至秦被灭，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便大举实行分封，复辟古制，以符合当时社会之思潮。

　　及至汉高祖刘邦时，此等思想依旧严重。吕思勉说：“于是共尊汉高祖为皇帝。然虽有此称号，在实际上，未必含有沿袭秦朝皇帝职权的意义。做了皇帝之后，就可以任意诛灭废置诸王侯，怕是当时的人所不能想象的，这是韩信等在当时所以肯尊汉高祖为皇帝之故。”（吕思勉：《中国通史》）

　　等到汉朝初年，异姓王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这些王是本来就有的，即使刘邦想不封，恐怕也不行。等到后来，刘邦将这些异姓王一一消灭。又大封同姓王。“以一个政府之力统治全国，秦始皇是有此魄力的，或亦可说是有此公心，天下废除封建，汉高祖却无有了。”

　　由此可见，封建思想在当时残留之严重。

　　秦国虽然顺应大势，统一了六国，但是此等大势还不为人民和旧贵族所知。故而，秦国的郡县制虽然符合历史潮流，但是此等先进之识只有始皇帝、李斯这等聪明智绝之辈方能明晓，也只有有大气魄者，才敢于实施。

　　秦朝之灭，实在是始皇帝之理想过于远大，以致超越了时代。假使，始皇帝能够急事缓办，郡县制和封建制并行；以郡县制为主，以同姓王的封建制为辅，再逐步削藩，或可以使秦免于速亡之命运。但亦可能使秦朝陷入藩镇割据，诸侯坐大，威胁中央的局面。

　　秦朝之立，乃是为后世王朝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国家模式。中国此后两千年的各个王朝几乎都是在这个模式上修修补补，略加创新，建立起来的王朝。秦朝建立的最大功勋，不在于确立郡县体制，不在于促进民族融合，不在于扩大文化交流，而在于它为后世王朝的建立，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可供改造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