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是西汉末年值得注意的一个人物，他是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成帝时，王家便已经显赫一时，王政君的兄弟王凤、王商、王立、王根等人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家世的显赫为王莽的篡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王莽本人而言，他似乎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面对汉朝末年贵族们的骄奢淫逸，他却可以洁身自好，以“折节”向学，疏散家财、赡养儒生闻名于世。其担任大司马后，除了排除异己，还采取了一些很得人心的政策，诸如兴太学，为退休公务员制定养老金制度，又在地方兴办教育事业。当他得知地方发生灾难的时候，慷慨捐田30顷、钱百万。又在长安城内造五个里，建住宅200区，安置贫困居民。

　　这一系列的措施为王莽赢得了口碑和名望，促使其由“安国公”到“假皇帝”，最终于8年，他自立为皇帝，改国号“新”。

　　“新”朝名号的确立，似乎也蕴含着王莽的志向，他提出了新政。王莽的新政颇具一些吸引力，以至于“王莽的故事触动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们以为中国在这样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免叹为奇迹。倾慕之余，他们也和王莽自己一样，忽略了当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黄仁宇：《赫胥河畔谈中国历史》）

　　王莽新政涉的内容有很多方面，究其要点而言，大概有以下三个要点：

　　其一是称天下之田为王田，即土地国有，各家室占领的面积及使用奴隶人数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买卖。其二是作“五均”“六筦”，即将盐、铁、酒的经营权，铸币权收归国有，并征收山泽税，同时创立政府贷款制度和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其三，推行币制改革，共有金、银、鬼、贝、钱、布六名二十八品。此等币值，将货币发展史上所有的钱币一次性出现。

　　这三项政策，似乎非但无可厚非，而且是颇有创见，大有现代经济的味道。其理想是农民人人有田种，货物流通通畅，价格公道，高利贷自此绝迹。

　　然而任何一项改革的推行，都必须符合时代的发展，必须把握住时代的势。超前的思想可能值得夸奖，更可能为人诟病。秦始皇统一天下，废封建，置郡县。他的思想超越了封建，但是他的行为却符合了大势，是建立在“势”的基础上的超越。

　　而王莽改制不同，他的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这改革者自己所发诏书的揭示，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新莽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这时候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怡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同上）

　　东汉末年，由于外戚、宦官的相继专政，士族政权的兴起，政府的控制力大为下降。士族集团作为一个新兴的政治势力，在汉朝的政治中已经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王莽在推行他的政策时，却忽视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以他力量并不足以与累世公卿的大家抗衡。尽管，他的政策已经涉及到了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但是，他的解决之道，却只能将问题进一步扩大。对世家大族利益侵犯，使他的变法遭到了抵抗。更何况均田则应在农村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他对这些事全未在意。

　　前文说过，汉武帝时期经过痛苦的教训后，终于摸索出一套完整的货币制度，而王莽推行的币制改革，却将这一已经成型的货币制度彻底打破，从而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大混乱，导致社会危机更加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莽还发动了对周边少数民族，主要是高句丽、匈奴的战争，又极大了消耗了政府资源和民力，使得人民对政府更加的不满。

　　如此一来，贵族和平民都无法接受王莽的新政。新政的失败就是必然了。

　　就王莽的新政本身来说，除了货币政策，其他的政策都有可取之处，但是，颁布政策和推行新政有着本质的区别。仿佛戊戌变法，虽有变法之内容，却无变法之执行。王莽新政即存在着执行的问题。

　　在推行新政上，王莽本身便不坚定，他可能是一个理论家，但是绝不是一个实践家。

　　王莽提出改革时未曾作任何细密的准备。他尽信中国古典，真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满以为自己在西安执行天子之职权，其圣旨即可以在边区远处全部奉行。等到事与愿违，他又慌忙的全面退却。尽管王莽并非惰于政事之人，甚至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但是，一个人如果不具备某方面的才能，却在某方面拼命工作，其结果只能是将问题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读《汉书》里的王莽传，会发现此人是有些书呆子习气的。比如他用“五威将”巡行各处，乘“乾文车”，驾“坤六马”，各人“背负莺鸟之毛”。他又分大郡为五，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匈奴单于被他改为“降伏单于”，所辖国土人民也被分为十五部。高句骊则降为“下句骊”。（黄仁宇：《赫胥河畔谈中国历史》）

　　可能，也正是因为他书呆子的习气，才带动了古文经学的发展。

　　当改革不见成效，社会矛盾加剧的时候，王莽这个篡位的改革者，只能面临下场的局面。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揣度一下王莽改革的心理。王莽所以可以登上天子位，简单来说，依赖的是人缘和家族势力。这在两汉时期，并不是不能被民众和公卿所接受。光武帝刘秀所以可以南面而王，所依赖者与王莽相似。在当时，篡权可能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但是，篡权之后的政绩则是对新皇的考验。倘若新皇与旧皇之间并无差别，甚至比旧皇还要差，那么要你作甚？

　　出于这样的考虑，处在这样的位置中，王莽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他必须实施他的改革策略，解决社会矛盾，以达到民心归一的目的。因此，不可避免的产生急功近利的心态，一旦新政无所成，又不免焦躁，立刻改弦易张，以至于新法缺乏连贯性，实施更无从谈起。

　　《隋书》经籍志说：“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从此也看出新莽与光武帝刘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带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持他们的帝业，并无基本的差别。可是除此之外，刘秀注重实际的组织，有步骤的达到他的目的。王莽则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作他的传记者只要把他的诏书书前后摘录，也可以给人看出这位改革专家，实际上仍是一个大书呆子。（黄仁宇：《赫胥河畔谈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