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之后，中国便进入了东周时代，此间的历史分作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期是一个大混乱大变革的时期，也是华夏民族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就混乱而言，这四五百年的战争与和平，与南北朝、五代十国相较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所有的战和，几乎都离不开统治阶层的权力争夺。基本上，此时的历史，可以用现实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即权力争夺乃是争端之目的。故就战争而言，并不值得深究，也非此时代的贡献所在。此时代最大的贡献，在于思想的奠定。可以说，中国此后两千余年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基本形成，后世所做的事情仅是补充和完善。因此这个时代，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是一个大思想时代。

　　关于春秋战国的思想有百家争鸣之说，其中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则主要为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和阴阳家。

　　西汉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区别“所从言之异路”，予以评论：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谈在这段话中，对诸子百家长短一一作了评述。在他眼中，百家固有不足，但亦有所取。而事实亦然。百家争鸣，在“争”，在“鸣”，若不“争鸣”，则无所谓百家。

　　韩非子的《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家、墨家乃春秋战国两大显学，其中争执亦多。

　　儒家的创始人乃是孔子，其思想核心在“礼”，在“仁”。东周以来，诸侯争霸，西周确立的家国同构的体制趋于崩溃瓦解。面对此种纷乱，孔子认为，春秋所以纷乱，根本在于礼乐的崩溃。故而孔子一生致力于礼的复兴。而礼又与仁相通，所谓“克己复礼为仁”。

　　孔子的政治思想是恢复周朝的礼，他是传统社会制度的捍卫者，他的思想必定会反映当时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要求，他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按照传统的观点看这是在维护奴隶社会等级制。然而换个角度看，“君臣父子”这些社会关系的名都有着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履行他们的责任与义务。在孔子看来一个理性的社会就应该各司其职，而不应该有所逾越，否则社会就是不稳定的。事实上，社会秩序的建立正是为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服务的，因为只有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才可能为人类提供理想的发展空间。但是与法家不一样，孔子并不主张以法来治国，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看来，法律虽然可以制约人的某些行为，但这种制约是不彻底的，人只是因为有所顾忌才不敢违法。而以礼治国则不然，人们的行为是源于人性中的羞耻感，是自觉的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的规范。只有这样的秩序才是永恒的，稳定的。

　　孔曰成仁，“仁”这个字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之多。可以说一个“仁”将孔子的所有思想都包含进去了，是“孔子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与逻辑前提”。他说“仁者，爱人”，“仁”是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准则，是人世间最为本质的东西，在天地万物中没有什么比“仁”更值得爱的了。汉字中“仁”由一个“人”与一个“二”字组成，所谓“仁”，即人存在的意义在于沟通。因此，孔子从两个角度阐述了“仁”的内涵：首先，人为何存在，人应当是怎样的；其次，人类社会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这就决定了沟通的多样性。

　　人为何存在，人应当是怎样的？人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支配自己存在的思维意识，对人而言，只有在社会中才可能体现出人的价值，故而人在社会中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存在于社会的理由。正如儒家所提倡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因此人们塑造他们的共同存在，超越一切本能而结合，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构建一个区别于自然世界的人类世界，这才是人应有的样子，这一点与道家小国寡民的思想是大不一样的，也正是儒家思想的“入世哲学”的体现。或许老子的“道”超越了善恶的彼岸，将善的追求直接上升到一个极高的境界，这种“善”超越了尘世中一般意义上的善；孔子却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他以间接的方式，首先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社会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世人的善，进而逐渐达至天地之间的至善。虽然说老子在哲学思考上似乎比孔子更近了一步，但就实现的可能性与推广的简易性而言，则是孔子更胜一筹。因此孔子也就更为彻底地解决了人之为人与人应当为人的问题。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决定了沟通的多样性。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多样的，因此，在处理这些关系之时，沟通的方式、渠道，甚至态度也应顺势而变。在有关人际交往上，孔子有很多论述。他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对待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对朋友，要“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忠告而善道之”；对待当权者要“勿欺也，而犯之”“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言行孙”；对待下属“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已。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对待小人与女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如此等等。当然这其中有一些不妥之处，如将女人与小人放在一起，这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现，应当予以批评。但是不可否认，其思想的积极性多于消极性，孔子这些言行为我们指明了立身处世之道，也充分阐释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沟通的多样性。

　　对于鬼神，孔子表面上对天崇敬无比，但在具体的做法上，却是“敬而远之”，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事实上是不关心神鬼之事的，他更主张重视人的价值。然而他又强调敬天——显然敬天并不是孔子的目的，通过敬天达到民心的积聚，才是目的所在。众所周知，中国是没有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一类的宗教势力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存在宗教。事实上，宗教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中国的宗教相对于西方世界的宗教是有些奇特的。

　　中国民间信仰多神，厨房有灶神，门口有门神，经商有财神，如此等等。而这些神既有虚构的人物，也有真实的历史人物。秦叔宝、尉迟敬德、关羽、吕洞宾，这些神灵都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而像赵公明、玉皇大帝一类，则是虚构出来的。中国古代的神灵之多，几乎很难做个完全的统计。然而，拥有众多的神灵，并不代表存在着一个宗教。中国人信神，本质上是求利益的，与信仰无关。假使神像是用黄金打造，当饥荒来临时，大可以拆除神像。古代中国固然有强大的一面，但是古代人民未必幸福。多灾多难的生活，让他们求个寄托，求个保佑，与信仰没什么关系。因此，可以说中国民间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永远不可能爆发“十字军东征”、圣战之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