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之争，还在礼乐之争。儒家重礼乐，墨家却反对礼乐。儒家重厚葬，认为厚葬才能表达出礼，所谓“慎终追远”。墨家提倡节俭，反对厚葬，此一点恰与儒家对立，更符合了下层人民的愿望。

　　因为思想的不同，儒墨两家所提倡的社会也大有不同。

　　孔子认为，应当复礼，回到西周时候的社会；墨家认为，崇尚兼爱，应该回到氏族时代。

　　但是到了道家，又有不同。道家主张清净无为，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更为妥帖。

　　道家的代表人物乃是老子和庄子。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就是老子的“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对于儒家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欲拯救社会于狂澜中，道家是嗤之以鼻的。道家认为，社会所以会坏，正是因为儒家大讲特讲的仁、义、礼、智，正是人为的产物。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天即以无为而长存，那么人类也应采取无为的法则，方可以长存。

　　然而老子的无为和庄子的无为实则不同。

　　老子假无为，庄子真无为。

　　老子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无为而无不为”。“无为”的目的并不是真得为了“无为”，而是为了无所不为。庄子的无为才是真的无为，《庄子》开篇即云《逍遥游》，又有《齐物论》。在庄子看来，是非、生死、可与不可，其性质、差异都是相对的。以“道”观之，它们的性质、差异、矛盾关系都是不断变幻的，都是处在循环无尽的运动之中，“道通为一”，故庄子得出万物齐一的结论。“从道的观点看事物的人，好像是站在圆心上，他理解的圆周运动着的一切，但是，他自己则不参加这些运动。”

　　老庄二人虽都强调人的价值，但却有所不同。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矣。”老子虽强调了人之大，但是出于纯粹理性之说。真正从人的本性的意义上突出个体的地位、个体的尊严、个体的价值的，却是庄子。

　　春秋战国时代，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精神上的丑恶。面对这样的现状，道家强调从人的个体自身价值入手，呼唤人性的回归。老子向往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庄子则更为彻底，要回到“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母系氏族时代。

　　庄子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黑暗现实，同时又反对儒家为改变这一切而强加给人们的“仁义礼智”的精神枷锁。因此庄子虽然包含着对人类的同情，却又不愿为官。这点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孟子相比，大不一样。

　　孟子是孔门高足；庄子乃道家真人。

　　孟子的道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庄子的道是大道不行，何不归隐？

　　楚威王曾经想用重金邀请庄子来楚国做丞相，却被庄子拒绝了，庄子说：“千金，确是厚礼；卿相，确是尊贵的高位。您难道没见过祭祀天地用的牛吗？喂养它好几年，给它披上带有花纹的绸缎，把它牵进太庙去当祭品，在这个时候，它即使想做一头孤独的小豬，也不可能办得到。您赶快离去，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在小水沟里身心愉快地游戏，也不愿被国君所束缚。我终身不做官，让自己的心志愉快。”

　　庄子似乎是在自命清高，其实他的心中却有莫大的悲哀，他把这个时代看得通通透透，再多的挣扎，不过是百姓受苦。于是选择放纵，选择逃离，选择自我放逐。

　　庄子说：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也。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两句话看似不同，却又明显让人感受到了相似。庄子是社会之于个人，孟子是个人之于社会。

　　庄子是自由主义的，孟子是集体主义的。

　　然而战国时代，是个有强权无公理的时代。韩非也说，上古争于道德，中世争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庄子所目睹都是战乱和纷争，即使有心报国，也无力回天。于是他选择了退出，冷眼旁观，用看似漠视的态度对待芸芸众生。

　　庄子不是没有孔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只是他将那个时代看得太通透了，通透到心痛，到绝望，到哀莫大于心死。所以他不想再做无谓的挣扎。而孟子也将这个社会看得很通透，很绝望。只是个性不同，庄子来得潇洒，孟子来得执拗。孟子仿佛就义赴难的死士，宁肯一死，也绝不向现实屈服，他要在激荡的历史大潮中，尽情挥洒最后的光辉。

　　这既是孟子和庄子的区别，也是儒家和道家的区别。

　　然而，不论是道家，还是儒家，抑或墨家，他们的学说都解救不了当时的社会。最终将分裂之中国引入一统的，乃是法家。

　　儒墨道三家皆主张复古，法家却以为当求新。儒墨道将“民道弊”归结为道德沦丧，法家虽然也承认古人的淳朴道德，却认为那是由于当时的物质条件使然。韩非说：“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劳力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韩非子》）儒家崇尚文王、周公；墨家崇尚更早的大禹；道家则崇尚比大禹还要早的伏羲、神农。法家对此很是不屑，法家先驱商鞅说：“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世。”韩非更是做“守株待兔”之寓言，以嘲笑那些泥古不化者。

　　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古今情势不同，自当因势而变法。正因为如此，法家的学说与儒墨道三家都不一样。儒墨道三家的学说与其说是政治学，倒不如说是哲学。而法家的学说切中时弊，不但有学说，更有实践。将政治理想与社会实践合二而一，成就法家之霸业。

　　法家曰法，曰术，曰势。

　　“法”的思想首倡于商鞅。商鞅主张政治要“一任于法”，统一的法令“为治之本也”。他在秦国的变法取得了大成。但韩非子认为商鞅只讲“法”而不讲“术”，虽然民富国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商鞅自己最后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术”的思想，源于申不害。申不害主张君主要“藏权术于心中，玩臣下于股掌”。韩非子认为他只讲权术，不知立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

　　“势”的思想，始于慎到。他认为“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韩非则认为慎到的所谓“势”乃是自然之势，还不能保证天下之治，必须代之以“人为之势”，即用善恶赏罚的手段来抱法处势，才能一匡天下。

　　韩非综合了“法”、“术”、“势”思想之大成，构成了诸子百家中最切实有效的政治学说。韩非说：“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也，皆帝王之具也。”

　　法家为求实践学说，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春秋战国，以学说而身死者，唯有法家。前有商鞅，后有韩非。商鞅死于法，韩非死于术。这是法家的悲哀和无奈。

　　除儒墨道法四家之外，还有阴阳家、兵家、农家、名家、小说家等诸派思想盛行于世。

　　虽诸子百家争鸣，思想多有不同，但是均本着和而不同的精神共同存在。虽彼此批评，相互辩论，亦承认其思想或辩辞有可取之处。

　　就总的哲学观来说，各家都不约而同的信奉“道一元论”。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说：“道通为一。”管子说：“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韩非说：“道无双，故曰一。”《易传》说：“一阴一阳谓之道。”

　　从学术渊源上看，诸子学说，则源于六经。事实上，诸子百家虽然思想各有异处，但是亦多相通。而就其用心来说，皆为救助当时之世。

　　及至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一书，糅合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兵家、阴阳家等百家思想，成就一部杂家之作。这对我们看待诸子百家思想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启示。诸家思想各有长短，我们对待各家思想，自应取长补短，结合当代之现实，使之百家思想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