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王国时代后，开始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为什么中国可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这种特色的历史文化是什么？

　　人类最初的发展是相当的，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这里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地理因素。地理上的差异性是造成历史文化不同的第一要素。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希腊、罗马不同，中国的边疆很难逾越。中国的北部是一片高寒的荒原，数以万里的土地基本上不适合人类的生存——俄国的强大也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中国西边和西南边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和高原，连绵的雪峰和5000米以上的高原，几乎成了人类生存的JQ，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很难形成强大的王权国家，而西北边更有著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即使是在今天，想要逾越这样的沙漠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于东部和南部，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直到十五世纪后期，新航路的开辟，人类才开始跨越太平洋的阻碍。中国所需要面对国家，大概也只有日本、越南、缅甸等一些蕞尔小国。即令这些国家，它们的发展基本是在中国强大之后的事情。可以说，直到甲午战争前，在东亚、东南亚还没有哪个国家对中国构成过真正的威胁，最多也只能做出一些骚扰边界的事情——当然这不包括北方的游牧民族。

　　这样天然的封闭环境，为古代中国营造了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而黄河、长江等若干水系自东向西流入大海，在中国东部形成了一片片肥沃的土地，这些土地成为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最初的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在经历魏晋南北朝的永嘉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及南宋的靖康之变后，中国的经济重心才彻底转移到了南方。因此，关注中国文明，首先应该关注中国的北方。

　　我们无法从史籍和考古遗迹中得到太多关于夏王朝的历史记载，对于夏王朝以后的朝代商朝，我们的了解却要多很多，这要得益于文字资料的出现。

　　中国最早的具有大规模使用价值的可考的文字应该是甲骨文。十九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和被认识，引起中国古文字学、历史学的巨大变革。显然，甲骨文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不大可能是初创时期的文字。中国最早的文字究竟是什么，尚无定论——仅仅可以从史料中作一些推断。在马天瑜等人合著的《中华文化史》中提及，中国最早的成形文字出现于夏代初期。不过，终究只是推断，并无佐证，不便深入讨论。甲骨文上承陶符，下启金文，已经具备了“六书”的特点，是我国研究商人历史的重要资料之一。其实，对于世界上其他文明来说，文字的出现基本都代表文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因为有了甲骨文，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商朝的历史。

　　《礼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商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便是鬼神文化。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最早的一批文化人都是巫师，他们代表苍天与人类进行沟通和交流，传达神旨，给民以启示。在自然科学出现之前，人类对苍天和神灵总有一种敬畏——即使在科技如此昌明的今天，对于很多问题，我们依旧无解，只不过我们相信科技，认为一切未解之谜，总有揭破的一天，却也因此少了几分敬畏之心。古代人类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神使的身上，即巫师。当我们提及巫师，能够想到的常常只有祭祀、算卦一类的事情。事实上，巫师所承担的工作远远不止这些。总得来说，巫师的工作包括占卜、祭祀、观测天象、书写历史、传播教育和行医问药等。在古代社会里，巫师有着崇高的地位。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进，神本主义的文化逐渐向人本主义文化过渡。

　　而国家体制、社会结构也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发生转变。

　　夏朝、商朝与周朝相比，有一些不同。夏商两朝的国王更像联邦中一个大邦的首领，并没有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周朝则不然，身为天子，便是天下共主，关于这一点，则要从从井田制、分封制和宗法制说起。而周朝也自此进入了封建社会。

　　什么是中国的封建社会，这个问题在学界是有争议的。观点各不相同。钱穆先生认为秦汉以后的社会不应该被称作封建社会，而是以郡县制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社会，这个社会不妨称作“四民社会”（四民者，士农工商也）。主流的观点则认为，自从春秋战国时代以来，中国便进入了封建社会，并且有了两千余年黑暗漫长的封建时代。

　　然而这一种封建社会与西方中世纪时代的封建社会并不相同。《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封建主义”的解释是：“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封建主义一次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中的一种文明形式。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完成官方任务的人，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和自愿的联系，接受以领地形式给予的报酬，这些领地可以世袭。封建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采邑制或庄园制，在这种制度中，地主对农奴享有广泛的警察、司法、财政和其他权利。”从这个解释看，西方中世纪的封建传统与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度是最为符合“封建主义”的定义。

　　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之战中，商朝战败，周朝取得了胜利，从而成为天下共主。为了稳固西周王朝的统治，周天子实行了分封制度。分封的对象主要有同姓贵族；异性亲戚；元老重臣；古代圣王后裔。分封的国家主要有卫国、鲁国、齐国、晋国、宋国、燕国等。周代封建诸侯，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授土授民”，谓之“锡（赐）民”，受封者接受周天子的册命，称为“册封”。在分封制下，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有权任命诸侯国重要官吏；定期巡狩，到各诸侯国视察；并有保护各诸侯国免受外来侵袭和调解其内部纠纷的权力和职责。重要诸侯国的国君兼任王室的卿士，表示服从王室；要派遣技能队戍守周王的都城或随王外出征讨，定期朝聘，到王廷述职；定期向王室交纳贡品；派人为王室服役。在各诸侯国内，国君将都城附近的土地或军事要地留归自己直接管理，其他地方分封给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再拿一部分土地分封给士，作为他们的“食地”。这样上至天子，下至士，形成了一种按宗法原则进行等级分封。

　　通过层层分封，周王朝在各地建立起政治、军事据点，形成了一个以同姓贵族为主体，联合异性贵族的遍及全国的统治网，它加强了周王室对四方疆土的控制，明确了周王室“天下共主”的地位，使国家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一步。同时也密切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边远地区的开发。

　　但是由于这种制度带有武装殖民性质，由此形成国家，不是一个有机的政治经济整体，而是蕴含着分裂割据的因素。等到春秋时期，终于酿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而与之相适应的还有一套宗法制度。宗法就是宗族之法。处理宗族内部成员间的亲疏、等级和世袭权利的制度，便是宗法制。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它起源于氏族社会，由家长制演变而来。宗法制形成于商末，在西周充分发展。

　　其大致内容：周天子为天子大宗，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别子为小宗，受封为诸侯；诸侯在受封国内位大宗，嫡长子继承权位，别子为小宗，受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在其采邑内位大宗，权位由嫡长子继承，别子为小宗，受封为士；士亦由嫡长子继承，别子不再分封，为平民。宗法制通行于百姓贵族，以姬姓宗族为首。姬姓贵族与异性贵族之间通过婚姻结成的甥舅关系，也包含在宗法制范围内。

　　宗法制规定，嫡长子为宗子，具有绝对的继承权，别子只能接受宗子的分封。按照这个原则分配权力和财产，避免了贵族子孙之间的矛盾冲突。所以宗法制是分封制得以实行的理论基础，其本质在于确定权力和财产的分配原则，稳定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它和分封制相结合，构成了奴隶等级制。它以“尊组”、“敬宗”为信条，严格规定了自下而上应承担的义务，建立起一个金字塔式的统治网，从而确保了周天子天下大宗和政治共主的地位，宗法制将宗族关系和政治关系相结合，以族权强化政权，从而加强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本质上来说，所谓的封建社会是一种贵族社会，一种从血统门第出发的贵族社会。因此，毋庸置疑，西周到秦汉这段时间是当之无愧的封建社会。至于西周以前，似乎还不具备完整的封建意义。因为夏商两朝并没有形成形式上的统一政府，即不存在周天子这样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权威。夏商两朝虽然也有夏王朝和商王朝，但是这并不具有中央王朝的意义，更像一个联邦制国家中的大的邦国。放大了看，则有些类似东亚封供体系中的中国地位，显然，我们不能认为当时的安南、高丽、日本等是中国的诸侯国，只能说，在外交上，这些小国家与我们结成了一种同盟，而中国是盟主。夏商两朝亦是如此。周王朝则是利用伐商的机遇，建立了形式上的统一，然后，以天子的名义将土地分封给贵族子弟和功臣良将。故而，对于夏商周三朝的历史划分，可以将夏商两朝划分为奴隶社会。从西周到春秋则是属于封建社会。

　　公元前221年，秦国灭山东六国，乃建秦王朝。秦王嬴政号皇帝，自称始皇帝，后世称其为祖龙。始皇帝接受了李斯的建议，进一步推广了自商鞅变法以来便在秦国有的县制（窃以为秦国对六国的战胜，也是制度上的战胜，六国尚是封建社会时，秦国已经走入了郡县社会），在整个中国范围内推广了郡县制，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基本脱离了传统的封建，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

　　现在来讨论下中国的地主和西方的领主。

　　西方的领主，其实不必详细讨论，基本上参照中国的诸侯王和公卿大臣就可以了。他们有自己的领地，在自己的领地里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制度，自己的臣民和家臣，可以选用官吏，分封土地。但是有一点，他们的土地是通过政治上的分封得到的，即不可能任意扩大或缩小。

　　中国的地主，首先土地来源就不同。不错，确实有一些大臣和将领因为功劳，被皇帝赐予了土地。但是，大多数地主的土地是通过购买兼并等手段得到的。而土地的大小是变化的，是可以买卖的，用途也只能限于经济目的，或者说生活生产目的。你不可能划分出一块土地出来，在上面建立一套制度，再摆上二三十万大军。而就土地面积来说，封建地主的土地再大，也不大可能大过一城一郡。他们的一切言行都是在国家制度体系内，受到制约的。他们并不是贵族，或者说不是以血统而成为贵族的，而是以经济实力或者名望成为地方的领袖人物。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地主是不同于西方的领主。

　　其实，看当今中国，仍然存在这样的地主。所谓地主，简而言之，就是拥有大批土地的主人。如果以此为理论，中国当今社会的很多人似乎都可以被称为地主了，那么将今天的中国称之为封建社会，恐怕不合适吧。

　　所以将中国近两千年的古代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根本上是中国学者在用新史学观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的将西方理论引入了中国。用西方的历史发展模式来套用中国的模式。

　　可以这样说，中国社会，夏商以前乃是原始社会，夏商则为奴隶社会社会（或可以称为初级联邦社会），西周乃至春秋战国，为封建社会。秦汉以降，则主要为大一统下的郡县社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制度的确立必定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西周时代封建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制度即是“井田制”。井田制是西周土地制度的主要构成形式，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具有国家土地所有制性质，土地不能随意转让、买卖，即“田里不鬻”。因纵横交错的道路和水渠将田地分成棋盘状的方块田，故曰井田。井田上的劳动者被称为“庶人”、“庶民”，他们随着井田一起被封赐给各级奴隶主贵族，因此人身是不自由的，实际上已成为贵族的奴隶。不过，他们的地位比家庭奴隶高些。井田制下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所谓“公田”实际上是奴隶制确立后保留下来的原始公有地的残存。农村公社成员通过共同耕作一定面积的“公田”，向国家承担缴纳赋税的义务。所谓“私田”，则是公社成员的份地。公田的收获物完全归国家或奴隶主所有；私田上的收获物归公社成员所有，以维持公社成员生命和再生产。

　　通过井田制的实施，旨在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而，事实究竟是否如此？从历史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出，这个目的最终是没有达到的。原因何在？

　　原则上，每家自耕百亩，以其产出供一家的温饱，再由八家共耕百亩公田，以其产出作为田税，此一方式即被称为“助”或“籍”。由于当时农业以外缺乏就业机会，故农业劳力的机会成本近于零，且因公田与私田同井，交易成本也等于零，以致助法，等于是农民以几近零的劳动成本，去支付必须的义务，田税或明显的制度成本几近于零，对农民当然有利，此所以孟子引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然而由于人类自利的本性，共耕私田用心，共耕公田偷懒，必然导致公田产量低下。所以西周政府改变彻法，即以九百亩地的平均产量为一亩公田的产量，若公田实际产量低于此，则有农民分担，其所谓“皆什一也”。由此来看，井田制似乎无弊端可言，于公于私，尽皆有利。

　　然而，有一个问题却是无法解决的，即土地是有限的，人口是无限增长的。在西周时代，尚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尽管生产力低下，人口仍然是在增长的。但是井田制的推行，在一开始就已经将土地划分完毕。初始，百亩之田，尚可以养家。等到后来，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就突出了。久而久之，必然导致井田制的瓦解。当井田制趋于瓦解的时候，那么建立在井田制上的封建体制也就必将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