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建立之初，先有异姓王相继为乱，之后有吕后专政，大封吕氏子弟。与此同时，又有诸刘姓王于各分封国相继坐大。至汉景帝时，终于爆发七王之乱，三月乃平。此为汉政府对诸封国的第一次打击。经此番平乱后，汉王朝渐趋于一统。到汉武帝时，实施“推恩令”，诸侯国势力渐渐被分散，终不成气候。

　　而经过灭秦战争、楚汉战争和七王之乱，封建思想逐渐不成气候，旧的贵族阶层在此番战争中，也几乎被打击殆尽。然而，一批新兴的贵族兴起于汉。

　　汉朝初建国时，经过连年的征战，民力已经到了极限，若再以法家治国，则汉必难以长久，于是有了黄老无为之政治思想。休养生息政策遂行于世。加之战国时代已经有了浓厚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府放松管制的前提下，便有了汉初的商业发达。

　　因为商业之发达，汉初时，便形成了两类人——商贾和任侠，此为新贵族。

　　当时商贾经营的事业大概有採冶、制造、种植、畜牧、运输等项目。这些事业的发展，第一是有赖于山泽禁地之开放；第二是有赖于大规模民力的使用。

　　商贾自然依赖于商业跻身贵族，任侠与之相比，亦复如是。但是，任侠之所以为任侠，与商贾相比，毕竟有所不同。商贾以钱币购买奴隶，以追逐利益。而任侠则以意气情谊收匿亡命之徒，为之效命。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任侠之所舍匿，则曰‘宾客’，然宾客与奴婢身份无殊。”可见，宾客也好，奴婢也好，本质上并无差异。宾客所为，大抵“作奸剽攻、铸钱掘冢之类”。

　　钱穆先生评价说：“任侠与商贾，正分攫了往者贵族阶级之二势。皆以下收编户之民，而上抗政府之尊严，只要政治没有一个办法，此等即是变相的贵族。”

　　民间如此，汉之中央，亦复如是。新兴的王公亲贵，功臣宿将也大都出身布衣。汉高祖得天下时，大封同姓和功臣，与之约定“非刘姓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汉初的布衣卿相们，多因此而身居高位。而汉政府官僚的另一个来源便是郎和吏。

　　郎官是皇帝身旁的一个近卫集团，这个制度大概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国君以及贵族卿相门下的食客和养士。

　　汉朝郎官的来历大致有以下几个途径：

　　一、荫任。吏二千石以上，任职满三年以上的，可以推荐一个儿子为郎，像苏武、魏玄等人就是如此；

　　二、赀选。家产满五百万，可以为侍郎。张释之、司马相如属于此类。

　　三、特殊技能。卫绾懂得驾车，便因此为郎。

　　“第一项是变相的贵族世袭；第二项是封建贵族消灭后的新贵族；第三项则是皇帝私人，郎官集团性质之分析，不过如此。然而政治上之出身，却正在此。”

　　“郎官以外有吏，吏的来历，亦无一客观标准，大体仍多为富人所得。”（钱穆：《国史大纲》）

　　按照汉朝的制度，吏的途径大概有三：“一曰郡县吏，不限资格，平民自愿给役者皆得为之。然韩信‘以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则小吏亦复有赀选也。二曰中都掾属，自丞相以下各官府皆可自辟署，或先为郡吏，或本为布衣，亦不限资格，优者则荐于朝。三曰狱吏，犹今时法官，以明习法令名。然景帝二年后诏，谓：‘今赀算上以上乃得宦，减为赀算四等宦。’董仲舒言：‘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是当时吏途，亦大率为富人也。”（同上）

　　从而不难得出结论，当时政府的政治组织“第一层是宗室，第二层是武人，第三层是富人，第四层是亲途。”（同上）

　　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局面遂一大变，有宗室、功臣（主要为武人）、富人构成的政府，逐渐转变为士人参政的新局面。

　　文景之朝，仍然奉行无为政治，及至汉武帝时，这位年轻的皇帝颇具宏图远志，一改无为之风，发有为之力，大举改革。其政治改革第一要务便是设立五经博士。博士本无实际职务，不过是贵族、军人政府下的智囊集团，负责之事颇为繁杂，占梦、卜筮等等无所不为。至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博士之职渐渐趋于专业化，以研究历史和政治为主。他们虽不直接参加政治，“但是得预闻种种政务会议”遂在政治上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后，武帝又为博士设立弟子员。额定五十人，能够精通一经，便可以得补吏，高第则可以为郎中。地方上则有察举制。博士子弟考试中第，亦得补郡国吏，再根据政绩升迁；又得察举为郎，从此进入中央仕途。最后，汉武时，禁止官吏兼营商业。

　　经过此种种改革，汉政府的构成渐渐以士人集团为主。

　　汉朝丞相，在汉武以前，多有王公亲贵，有功之臣担当。萧何、曹参、窦婴、周亚夫、田昐等多属此列。等到了汉武帝时，公孙弘以布衣儒术，入朝为相，始开汉朝士人入朝的新气象。这不能不说是汉朝用人制度的一大变革。

　　用人制度之变革，不能不追溯到政治思想之变革。

　　秦国任用商鞅变法，终于使国力日趋强盛，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遂灭六国，成就一统天下之王业。然而，春秋战国乃为争霸兼并，自然要以霸道行天下。帝道和王道都不能发挥作用。因此儒墨道三家虽为一时显学，但皆不能被统治者所用，也解决不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然而，秦国建立秦朝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秦却仍以法家之术治国，过分苛刻于民。秦国本地居民久经法家之术，倒也可以适应。然而山东六国与秦不同，以霸道而行，必定遭到六国百姓反对。况且法家之术过于严苛，于民生产并无好处，只会令社会生产力遭到进一步破坏——这不应该是统一的应有之义。

　　汉初著名政治家陆贾正是看到了这一弊端，提出了“无所为而无所不为”的命题：

　　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驿无夜行之吏，乡闾无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鸟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

　　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

　　故无为，乃无不为也。（马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汉朝初建，战乱刚刚消弭，国内一片萧条。此种状态下，政府如果再横加干涉，行治民之法，多加约束，则百姓必将难以安生，势必又会陷入祸乱之中。陆贾此策正是针对这种可能出现的弊病提出的。他提倡政府仅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要有太多干涉，仅仅确立一个大致的规范，仍由百姓自由发展即可。

　　不过黄老之术并不完全同于春秋战国时的道家。陆贾本身是近儒的，他提出“无为”，目的是“治”。而“治”的本身就是“有为”。故而陆贾之“无为”不是纯粹的无为，而是将儒家的仁义与道教的无为结合起来，行道家的无为，达到儒家的仁义，以做到垂拱而治。

　　真正建立起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是汉初的司马谈与淮南王刘安。司马谈“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他认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马天瑜等：《中华文化史》）在第十章业已说过，道家是反对儒墨的，但是司马谈说的道家其实是以道家为主，糅合阴阳、儒、墨、名、法各家思想而形成的黄老之学，即所谓新道家。淮南王刘安著《淮南子》一书，与《吕氏春秋》相似，但是它更多的吸取了老子、庄子的思想，成为集黄老之学大成的理论著作。

　　这等清净无为的思想被汉初统治者们所吸收，并且代代相传，施行于行政中，与民休养生息，这才有了汉初的文景之治。

　　至汉武帝时，国势日渐强盛，封建之祸渐趋于亡，民间益富，新贵族的势力日趋膨胀，当此之时，加强中央集权，势在必行。黄老无为之政治思想就显得不合于世，必须有新的政治思想，辅助帝王加强这一集权。

　　而儒家学说，讲究礼治仁义，讲究“君臣父子”名位不可变更，于中央集权大有裨益。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董仲舒援引“春秋大一统”之精义，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于建立儒家在中国政治思想上的至高无上地位。为了推行儒学的发展，汉武帝始设五经博士，每经十人，全国五十人。昭帝时为一百人，宣帝时为两百人。元帝时为三百人，及至成帝，仿照孔门弟子三千，将博士弟子扩充到三千人。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汉武帝尊崇儒学，将教育、考试、选官三者结合起来，实现了孔子这一理想，从此，建立在道德教化基础上的察举、征辟与潜心攻经入仕的文官制度在汉朝确立起来。

　　不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乃是班固的评价之辞，汉武帝和董仲舒均没有提出过如此极端之辞。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汉武帝的内政外交》一章中说：“汉武帝，大家称他是崇儒的人，其实他并不是真懂得儒家之道的。他所以崇儒，大约因为他的性质是夸大的，要做些表面上的事情，如改正朔，易服色等，而此等事情，只有儒家最为擅长之故。”（吕思勉：《中国通史》）

　　吕思勉先生此语是有道理的，汉武帝崇儒正是因为儒家学说满足了统治的需要。不过，若说汉武帝不懂儒，则未必正确。自汉武之后，儒家思想便是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历朝历代的皇帝几乎没有不习儒家学说的，但是历朝历代皇帝几乎没有哪一个独以儒家治理天下。这并不是古代帝王不懂得儒家，而是因为儒家之思想只能从一个角度稳定国家统治，加强中央集权，而不能从方方面面促成一国之政治。

　　中国人是最讲实际的，情势的不同必定导致政治思想的变化。汉武时代，朝廷官员儒道法三家皆有安排，只是偏重于儒而已。不过大体来说，中国政治思想应是儒家为先，百家为辅的。

　　及至东汉时期，士人集团在政治上的地位已与汉朝初年不可同日而语了。究其原因，大略有有三：一、朝廷帝王之极端提倡；二、民间儒业之普遍发展；三、博士弟子额日益增添。

　　另外，在东汉时期，发源于西汉时的察举制，到此时已经成为定制。“光武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光禄岁举茂材四行（一曰德行高妙，志洁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才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材任三辅令）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各一人。循至岁以百数。……和帝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丁鸿、刘方上言：‘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又继之以限年，并别标行能，加以考试。逐步渐进于后世之科举。”（钱穆：《国史大纲》）

　　士人集团在政治上地位升高的表现，一是清议；一是门第。

　　“目击世事之黑暗污浊，转移兴趣于政治、社会实际问题，放言高论，则为清议。”到太学生时，清议之风大盛。汉恒帝时，太学生多达三万余人。他们的言论往往足以转移实际政治，足以影响郡国的察举和中央的征辟，隐隐掌握了士人进退之权，此等力量最终导致了党锢之祸。

　　至于门第，在东汉时渐渐形成。“第一是因学术环境之不普遍，学术授受有限，往往限于少数私家，而有所谓‘累世经学’。经学既为入仕之条件，于是又有所谓‘累世公卿’。‘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传统的势力，积久遂成门第。门第造成之另一原因，则由于察举制度之舞弊。地方察举权任太守，无客观的标准，因此易于营私。一面是权门请托，一面是古旧报恩。两者互为因果，使天下仕途，渐渐走入一个特殊阶层的手里去。”（钱穆：《国史大纲》）

　　门第的形成，使得这一特殊阶层构成了中国的新贵族，从而使得“自东汉统一政府倾覆，遂变成变相之封建。长期的分崩离析，而中国史开始走上衰运。”（同上）

　　而在东汉政治上占有地位的，除了新兴士族外，便是外戚和宦官。

　　外戚干政、宦官祸国实为东汉政治之两大流毒。

　　外戚干政古已有之，不仅仅始于汉朝。秦昭襄王时期，宣太后与其弟魏厓共掌秦国朝政几十年，便是一例。汉朝初年，吕氏、窦氏相继掌握朝政大权。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昭帝、宣帝时霍光；及至西汉末王氏家族等等都属于外戚。而到东汉，此等现象更为严重。

　　外戚并非不可用，若有能力，有心为国，而皇帝又有足够的控制力，使用外戚亦未尝不可。然而东汉时，自汉和帝始，即位皇上多少不更事。和帝即位时10岁，殇帝即位时不满周岁，安帝即位时13岁，顺帝即位时11岁，冲帝即位时2岁，质帝即位时8岁，桓帝即位时15岁，灵帝即位时12岁，献帝即位时9岁。没有一个皇帝是在成年之后即位的，因此这就给了外戚专政一个绝好的机会。而每一个皇帝就有一家外戚。皇帝更换，所换得仍是一家一姓之人，都是自家人，不致引发胡乱。而外戚不同，每家外戚皆不同姓，涉及利益又绝非一人，每番更换，必定引发勾心斗角，政治混乱。皇帝年幼时，尚好控制，待皇帝年长，则必定想夺回权力。然因早年由外戚专政，朝中大臣，恐多为外戚安插。皇帝能够依靠的便只有宦官。宦官本为阉人，因为生理的特殊缺陷，社会歧视，本身文化程度低下，则不免心理畸形，一旦为祸，害尚大于外戚干政。自古以来，受宫刑之人中堪称伟大者只有二人，此二人光照千秋，可谓古今之世，少有并肩者。

　　这第一位便是汉武时期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其《史记》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开创中国史学、文学一代先河。古今名臣，少有可比者。

　　这另一位便是永乐时期的大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气魄何其之大，观古今之世，上下五千年，泱泱中华中可与郑和并肩者，不过二三人矣。汉之张骞，唐之玄奘，或可与之相较。除此以外，实难见有此大气魄者。

　　此二人算是宦官之中的异数，但这亦与其身世有关。

　　司马迁本为贵族，世代掌太史令一职，本就有学识有理想，盖因李陵之事获罪，虽不幸遭腐刑之害，但其志不可毁，故而能够成就“史家之绝唱”。

　　郑和原名马三保，乃是明军战俘，惨遭阉割，11岁便随明军征战四方，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和洗礼，形成其刚毅果决的性格。后来郑和被燕王，也就是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看中，收在身边。在靖难之役中，郑和更是立下过奇功——在关系燕军生死的郑村坝战中，燕王朱棣正是采用了郑和的计策，方才击败拥有五十万大军的李景隆。正因为如此，郑和身具文韬武略。而其识大体，懂大局，在与海外诸国的交往中，尽显中华民族友善，为中华民族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不世功勋。

　　可见，太监本身并没有大害，只因其生长环境之不同，才造就其阴暗之心理。大多太监都是长在宫中，自幼便不为人所待见，为世人所不齿，心中自卑、自怜，而又多怨气，一朝得势，怎能不借题发挥？而又因其殊乏教育，既无知识，又无大志，所作所为，只能祸国殃民了。

　　于是，外戚、宦官之间相互争权夺利，一者利欲熏心，一者心理阴暗，无论有谁执政，于国于民都是大害。

　　皇帝、士族、外戚、宦官，实乃两汉政治中的四大势力，他们之间的权力争夺，极大的消耗了政府的力量，终于导致了汉代的彻底灭亡。